城市群崛起的經濟意義不可估量

對于城市群，人們的一般理解是人口向多個城市的集合體集聚。這當然沒錯。但還應該認識到，人口集聚必然使得經濟要素也向這一城市集合體集聚，同時多個城市集合在一起又勢必導致這些城市相互融合，從而產生不可估量的經濟增長效果。

經濟增長理論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的動力，在起飛階段是勞動力、物質資本的規模擴張及技術進步，而在起飛后則主要來自于兩大創新，即科技創新和組合創新。我國經濟正在告別起飛階段而步向成熟階段，因而由勞動力和物質資本大規模投入而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時代正在漸行漸遠，今后的經濟增長將主要源于科技創新和組合創新。

科技創新對于經濟增長的意義比較容易理解，組合創新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則不那么直觀，但同樣重要，有時甚至更為重要。組合創新的思想源自于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的企業組合創新理論。此理論認為，生產要素的組合創新，即要素的創新性重組，是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不同的組合創新將產生不同的發展效果。這一思想可以應用與擴展至宏觀經濟要素，包括人口、資金、產業、商品、貿易、消費、投資及基礎設施等，這些要素的組合創新，是宏觀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之一，不同的組合創新將導致不同的經濟增長速度。

宏觀經濟要素的組合創新可體現為人口、資金、產業、商品、貿易、消費、投資及基礎設施等自身結構的重新構建，也可體現在經濟要素在區域、城鄉、部門、行業及企業等層面上的重新配置。這些組合創新都將引發或促進經濟增長，與科技創新一起成為經濟增長的兩大源泉。

城市群，即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城市聯合體，包括一至幾個主導城市和數個衛星城市。城市群的興起，首先是人口向這些城市集聚，而這必然帶動資金、產業、商品、貿易、消費、投資及基礎設施等經濟要素也向這些城市集聚，同時，其中的主導城市與衛星城市以及衛星城市之間經濟上不斷地融合。

如此的集聚與融合，正是宏觀經濟要素的組合創新，是人口、資金、產業、商品、貿易、消費、投資及基礎設施等宏觀經濟要素在區域和城鄉層面的重新配置，將產生一系列經濟要素區域配置的優化效應。

首先是規模經濟效應。城市群包括若干不同規模的城市，集聚與融合起來必然產生1+1大于2的規模效應，總體規模得到擴大，且與城市群以外進行交換和競爭時處于更有利的地位。

其次是結構升級效應。城市群在生產要素集聚與融合的過程必然意味著經濟結構的重新構建，而在新時代構建的結構必將優于舊時代留下來的結構，導致產業升級。主導城市的經濟結構將向當代世界先進水平看齊，衛星城市的經濟結構在更為現代化的主導城市的引領下向升級方向發展。

再次是技術創新效應。與結構升級效應同樣，生產要素的集聚與融合必然導致當代新技術的采用，主導城市以當代世界先進技術為目標加快技術創新，衛星城市在其帶領下技術水平不斷向先進水平提升。

第四是綜合服務效應。一是城市群內各城市的教育、醫療、文體、市政設施等公共資源隨著群內交通和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而為大家共享；二是各城市的經濟調節、社會管理和居民服務的職能機構等加強協調合作；三是各城市金融、物流、信息、咨詢、就業、中介等市場服務體系逐步整合。

這些組合創新效應將催生新的經濟需求和供給、新的資源分配、新的產業結構、新的技術創新、新的基礎設施和新的市場競爭格局，進而形成經濟增長的新“風口”，對經濟增長的意義是不可估量的。

世界銀行的研究顯示，對大部分的經濟體而言，城市群程度越高的經濟體人均GDP越高，意味著城市群的經濟增長意義在全球范圍的體現。的確，目前世界上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是三大灣區，即紐約大灣區、舊金山大灣區和東京大灣區，而這三大灣區同時又都是城市群。

對我國而言，更是如此。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沿海城市制造業商貿業快速發展和人口大量涌入，長三角經濟區、環渤海經濟區、珠三角經濟區等設想逐步形成。不過，當時圍繞城鎮化討論的重點之一是“走大都市還是走小城鎮”路線。“十五”規劃中提出“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功能”“防止盲目擴大城市規模”。至2006年的“十一五”規劃，思路出現關鍵性的轉折，提出“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并指出“三大城市群，即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應發揮對經濟發展的帶動和輻射作用”。自此，中國迎來城市群時代。

此后，城市群的發展戰略思路不斷深化。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發布，拉開了跨省城市群規劃的序幕，接著多地城市群規劃紛紛出爐；“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建設19個城市群；2019年提出由國家層面推動核心大都市支撐和帶動周邊城市發展；2020年提出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和長三角一體化，指出城市群發展的核心任務是逐步消除行政壁壘，讓資源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從解放思想、制度改革入手，在區域協調發展中持續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

這表明，今后我國的持續城鎮化將以建設城市群為新的方向，即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群的主導和衛星城市集聚，而非就近向中小城鎮轉移。這是我國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內容，將成為今后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和最為壯觀的宏觀景象。

19大城市群正在我國崛起，即長三角、珠三角（加上香港和澳門為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長、遼中南、山東半島、海峽西岸、北部灣、關中平原，晉中、包鄂、黔中、滇中、蘭州-西寧、寧夏沿黃和天山北坡，涵蓋全國絕大部分的省份。其中，部分為省（區）內城市群，大多數為跨省（區）城市群。每個城市群以一個或幾個主導城市引領，10個以上的衛星城市環繞主導城市。

當前19大城市群占全國土地面積的25%、人口的75%和GDP的88%；相對于1/4的面積，人口與經濟占3/4以上，凸顯城市群的人口和經濟主體地位。

19大城市群中，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長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的當前實力和發展潛力都更為突出，為五大支柱城市群。2018年五大支柱城市群合計占全國土地面積的11%、人口的40%和GDP的54%，是我國城市群的領頭羊，同時是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

今后我國城鎮化持續，必將是人口向這19大城市群流動。鑒于很多城市群中的主導大城市已很擁擠，更多接受新人口的很可能是其周邊的衛星中小城市。

這19大城市群大部分還在形成之中，少數可認為已經形成，但也仍未成熟，人口集聚還未完成，而由人口集聚帶來的資金、產業、商品、貿易、消費、投資及基礎設施的集聚與融合效應更未充分體現出來。

今后，除了人口繼續向這些城市群集聚之外，這些城市群人口集聚帶來的宏觀經濟要素的組合創新效應，即前述的經濟規模效應、結構升級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綜合服務效應等將不斷產生，從而形成強大的經濟增長引擎，帶動全國經濟中高速增長。五大支柱城市群的發展將更加強勁，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將更為明顯。

鑒于此，19大城市群，特別是五大支柱城市群的崛起對于今后20-30年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廖群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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