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空間重構”主題展作品為例 當代城市景觀雕塑的場域再造性

景觀雕塑是城市文化形象和文化空間建設的重要支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景觀雕塑代表了其所在環境的文化屬性和精神品質。河北省裕華區以“空間重構”為主題舉行的“裕華城市景觀雕塑展暨雕塑落成儀式”，集結了隋建國、李象群、展望、奚建軍、柯喬、琴嘎、李遂、刁偉、馬文甲、沙泉、宋建樹、康靖、李苑琛、劉政14位雕塑家的作品及手稿。與展覽同步，參展藝術家的14件景觀雕塑作品陸續完成現場安裝，在石家莊裕華區的大街小巷落地生根，成為城市景觀文化的組成部分。與普遍意義上的創作展不同，這既是關于雕塑藝術語言探索的集中對話，更是將雕塑作為城市景觀審美對象進行的實踐。從展廳到廣闊的城市環境，這些雕塑作品實現了空間重構與場域再造的價值轉換。

多元的空間屬性

羅丹說：“偉大的藝術家都是探索空間的。”區別于其他藝術形式，雕塑始終以強烈的空間屬性展現獨特魅力。在雕塑家手中，一件作品的完成本身就是一個空間建構過程，當它作為個體出現在環境關系中則成為空間中的空間，而當人們的觀看、心理反應與作品、環境發生關聯又會產生抽象的精神空間。因此，作為城市景觀的雕塑，其空間意義具有多重指向，它解構與重構城市環境空間。

阿道夫·希爾德勃蘭特在《繪畫與雕塑形式問題》中寫道：“當我們回顧原始人類的藝術作品，會發現一件藝術品的創作過程總是把建造結構作為創作過程的首要因素。”就作品本身而言，在雕塑家對物質媒介材料的運用過程中，以具象或抽象的手法塑造了富有變化的形體結構。在這個結構單元中充滿著線條、塊面、光影的變化與流動，通過結構，藝術家完成了雕塑自身的空間建構。雕塑家將可見世界的信息譯成元素代碼，使觀眾進入其形式空間中感受作品本質。展望的《能量石》以綻放的形態記錄了炸裂時的瞬間，并保留了這一瞬間所蘊含的能量，使用堅硬的大理石材料對生命裂變瞬間定型;柯喬(加拿大藝術家)的《皮相筋》，從表面上看是普通橡皮筋的復型，但在連續的環帶中討論了生命的哲學，像“莫比烏斯帶”那樣塑造了一個可以引發聯想的敘事空間;李遂的《落磊》以枯坐冷寂的人像，探索了生命個體的邊界感與有限性;刁偉的《臨摹三棵樹》以鋼筋和金屬閃光漆代替樹的自然形態，詮釋了自然的無限變量;沙泉的《放飛夢想》將主題敘事轉變為意象話語，使觀眾感受到其精神力量。作為獨立的審美個體，展場中的作品在與觀者的視覺對話中體現其自身的空間價值。

如果我們把雕塑空間看作一個以藝術家的自身能動為中心構建的主觀世界，那么經由它創建的觸覺表象、視覺表象和心理表象，就會形成雕塑的精神空間屬性。這種空間是觀眾與雕塑語言發生情感共鳴時產生的，是經由作品的形體來營造的一種非現實空間的虛幻空間。基于此，景觀雕塑也具有了重構城市空間的功能，其自身的復雜語義使存在的環境具有了塑造城市新文化內涵的價值。當雕塑作品轉換空間被安裝在現實環境中，通過與城市和人的對話，就可以完成其精神乃至文化空間建構的使命。裕華城市景觀雕塑展中的落成作品，創造了其所在環境新的文化語義。隋建國的《三生萬物》采用三種造型關系表現的有機自然形態，賦予了其所在空間延綿流動的氣質內涵;李象群的《行者》通過人物面部的平滑無物，展現先賢圣人超然的精神世界，作品中的精神意象將會重新定義其所在環境的文化價值;馬文甲的《人與自然》以塊面切割的方式詮釋了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伴隨著作品金屬質感產生的折射與鏡像效果，引導城市中的人們去重新思考自身與所棲居環境的關系。從物理空間和內涵空間的雙重屬性上進行闡釋，使我們更為明確景觀雕塑的解構與重構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雖然我們可以丈量雕塑的物質外表空間邊界，但通過藝術家在物質材料上施以用意，其顯示出不可測量的精神氛圍，從而使得空間概念具有無邊界性。人們在與景觀雕塑的精神邂逅中所產生的情感火花，無形中再次重構了雕塑、環境和城市的空間序列。

文化創新與場域再造

受前蘇聯城市景觀雕塑藝術影響，我國的城市景觀雕塑在很長時間內，以大型紀念性雕塑為主，這些作品被安放在橋頭、河畔、森林和高地，成為城市和環境的文化象征。但自現代藝術以來，藝術創作的主觀和情感價值被關注。裕華城市景觀雕塑展和落成的雕塑作品，詮釋了新的城市景觀塑造方式，這是藝術也是文化的創新。正如策展人張子康所言：“工業革命以來的工具與技術理性，使人類‘遠離了詩意的生存’。如果我們把‘詩意的棲居’理解為審美的存在，那雕塑藝術家就被賦予了‘詩人’的至上使命。”城市景觀雕塑作品，成為緩解人與工業、技術壓力的中轉站，在冷靜、理性的城市空間中體現了一種人文關懷。奚建軍的《世紀塔》以巴比倫塔的寓言故事為靈感，吸收中國傳統建筑的元素特征，試圖塑造一座承載人類文明印跡與中華民族復興的世紀塔;琴嘎的《徘徊》以浮于皮艇上的稚羊，展現了都市中游牧者的孤獨、彷徨與無措;宋建樹的《千丈塔》以6米的尖錐塔形，表達了人與天地之間的對話;康靖的《互聯紀》以奇異的樹根狀，探討了生命的多變性;李苑琛的《石》以縱橫交錯的線，展現了石家莊的活力與多重可能;劉政的《攜手同行》以幾何化的手形組合，詮釋了萬眾一心的民族精神。總體而言，裕華城市景觀雕塑展的作品打破了城市景觀雕塑的“紀念碑性”，當這些作品立于城市與環境之中，脫離了主題敘事的限制和約束，將會與來往的人群、城市環境發生情感內涵和形態結構的雙重變量。人們不會再按圖索驥般地去找尋作品中的明確語義和宏大主題，而是在思考和揣測中賦予作品多元、有機的意義空間，在賦予城市景觀雕塑作品更為廣闊的生命和話語空間的同時，塑造新的環境與文化屬性。

基于對環境和文化的創造價值，使得城市景觀雕塑具有了場域再造性。依照皮埃爾·布迪厄的理論，這些景觀雕塑作為結構單元，與社會、環境、城市形成一個客觀關系網絡，并將與所有的社會成員在一定的邏輯體系中，共同建設形成一個有機的場域。如此看來，城市景觀雕塑是具有創造城市文化話語方式和社會場域內在屬性功能的。作為自主性較高的社會行為方式，雕塑家的創作呈現出極大的場域再造性。在具有多重空間語義的城市景觀雕塑作品中，社會場域中的各個群體都能進入其中。在此之前，裕華區的城市景觀雕塑以《聶榮臻與美穗子》《戎冠秀與子弟兵》《生命的力量》等作品為代表，這些景觀雕塑都具有較強的寫實性和主題性，在彰顯城市文化的同時，也營造了積極向上的場域特征。而此次落成的城市景觀雕塑具有強大的文化包裹力，它們不專指某個主題，為城市場域賦予了更多的可讀性。隋建國的《三生萬物》是在幾何方正的混凝土基座之上，附著流動的有機形態;李象群的《行者》賦予了傳統文化主題新的思考空間，是一種“新文人主義”的藝術語言方式;奚建軍的《世紀塔》在高達7米的巨型體量上，凝結了藝術家的哲學思考，當夜幕降臨，內部的通明燈光以及燈光與環境的交相呼應，仿佛暗示了生命的永恒與多變。這些作品重新定義了其所在的環境氛圍，同時也創造了環境中人與物的新型場域關系，伴隨著這些景觀雕塑的結構語義，城市、環境與人的交流方式在無聲中發生轉變，而這些景觀雕塑也將會成為城市的肌理與符號，與人群發生關聯，激發人們產生情感共振，從而形成一個城市的文脈基因，在時間、空間的轉換中成為能夠得以延綿的精神與文化“傳統”。

(李茜系成都師范學院副教授;廖篤馬系成都師范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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