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戲劇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在全球化時代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國，“講好中國故事”是文學藝術工作者的時代責任，戲劇也不例外。然而，講好中國故事既是“講”也要“好”，有強烈的文化自覺去“講”中國的故事，如何努力將中國故事講“好”，既是我們所應該積極參與的實踐，也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論問題。

中國是一個有歷史綿延的整體，而戲劇從來都把講好中國故事作為其最重要的職責。我們這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擁有豐厚的文化積淀，為戲劇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題材，珍惜、重視且充分利用中國歷史資源，就是傳統戲劇興盛發達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唐三千，宋八百，說不盡的三列國”，就是戲劇題材豐富性與多樣化的形象表述。在中國戲劇史上，尤其是戲曲成熟以來，從未有任何一個時期的戲劇是由于只寫時事題材而取得輝煌成就的;相反，從柯慶施的“寫十三年”到1964年之后將所有古裝戲逐出舞臺，直接導致了“文革”10年戲劇的荒漠化，殷鑒不遠，慘痛的教訓不能忘記。所以，我們不能狹隘地理解“講好中國故事”的內涵，要滿腔熱情、理直氣壯地講新時代的故事，也要講改革開放40年的故事，講當代中國70年的故事，講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來中國融入世界現代化、民主化進程的故事，還要講5000年來中華民族的故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說“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同樣適用于當代戲劇如何講好中國故事的題材選擇。

當代戲劇講好中國故事，不僅要強調時間軸向的中國，同時還必須強調空間軸向的中國。中國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的理念，在這里具有非常深刻的意義。近年來，各地的戲劇新劇目創作出現了題材地方化的明顯趨勢，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資助的創作劇目中，經常刻意地要求戲劇家表現本地區的歷史文化名人，把講好中國故事演化成講好本省、本縣或本村的故事。如果只能表現昆山的歷史文化名人就不會有昆曲，如果只能表現北京的歷史文化名人就不會有京劇;如果只能寫元大都就不會有關漢卿，如果只能寫莆田仙游也不會有鄭懷興。努力發掘并利用地方文化資源的初衷固然無可厚非，但是“中國故事”指的是中華民族的集體敘事，而不是地方化敘事的數學疊加，所以要防止和避免這一具有豐富內涵理念的庸俗化表述，把講好中國故事的時代要求，簡單地套用于強調戲劇題材的地域性限制。中國戲劇史中那些最杰出的作品都是不分區域的各地戲劇家的共同創造，而優秀的戲劇藝術家也為跨地域的人民群眾共同喜愛，允許和鼓勵戲劇家選擇他們熟悉的和有所觸動的題材，才能為各地方劇種打開表現其最適宜于表現的題材空間，真正把中國故事“講好”。

當代戲劇要把中國故事“講好”，還必須尊重戲劇藝術的規律，其最基本和重要的規律就是，戲劇作為人類特殊的精神創造活動，它和宣傳教育的路徑和方法是不一樣的。戲劇固然有其宣教功能，因為它必然包含藝術家的善惡是非判斷，但真正優秀的戲劇作品，不是先有了善惡是非判斷的結論，然后再用做填空題的方法，概念化地將這個結論轉化為戲劇作品。只有讓觀眾在戲劇欣賞過程中自己得出思想政治和倫理道德的感悟，作品才能真正深入人心，這是藝術的感染力和實現宣教功能的獨特方法和重要途徑。中華民族從古至今諸多生動感人、承載著中華民族以忠孝節義和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倫理道德信念的戲劇人物家喻戶曉，無論是民族歷史進程中確有其人的關公、諸葛亮、包拯、楊家將、林沖，還是蔡伯喈趙五娘、張君瑞崔鶯鶯、唐明皇楊貴妃、杜麗娘柳夢梅的愛情故事，又或是民間傳說中的孟姜女、梁山伯祝英臺和傳奇化了的西施，都是通過有藝術魅力的故事才產生影響的;這些生動感人的故事和具有獨特個性的人物，對觀眾產生巨大的藝術吸引力，借此引導觀眾通過戲劇欣賞褒貶善惡，明辨是非。相反，無論是歷史文化名人還是英雄模范，先確立了人物是必須歌頌的正面典型這個預設，戲劇創作的過程就可能成為為現成結論提供格式化的行為方式和性格特點的機械操作，如此就難以創作出真正優秀的作品。這就是恩格斯提倡戲劇“莎士比亞化”、反對“席勒化”的原因，“主題先行”的創作道路之所以應該摒棄，并不在于其主題是否正確和高尚，而是由于這種創作模式違反了藝術規律。如果一個時代的戲劇家都在用這種方式創作，就很難實現講好中國故事的目標。

因此，當代戲劇要講好中國故事，應該讓戲劇家有廣泛的題材選擇空間，有包容從歷史到當下的題材選擇自由，且不能目光短淺地要求戲劇新劇目創作只注重本地的歷史文化名人，同時還要尊重藝術規律，不能把戲劇當成直接的宣教品。另外，當我們說當代中國戲劇要努力講好中國故事時，也不能誤以為只能創作中國題材的劇目，畫地為牢。正像不能要求戲劇家只關注本地題材一樣，我們說戲劇家要努力講好中國故事，并不是說不能或不應該涉足外國題材。這個世界早就已經逐漸一體化，文化藝術也是如此，用世界性的眼光選擇題材，戲劇家有無比寬廣的創作天地，用當代戲劇講好中國故事，就有了更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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