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國家文化與國民文化的構造及其轉換》 文化認同型國家的三個問題

近半個世紀以前，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與日本文化學者池田大作的對話中曾預言，21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中華文明將引領世界。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的艱辛探索，中國已經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闊步前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21世紀進入第二個10年，全球化加速國際政治秩序深刻調整，新技術革命與全球化問題交織，新挑戰與國際壓力傳導到國家層面，國際問題的國內化，導致了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認同危機”“價值認同危機”與“國家身份認同危機”。這迫切需要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深入推進經濟現代化與社會治理現代化之外，開拓出文化現代化的新境界，重新鍛造中華民族凝聚力。如何建構文化現代化理論，打造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實現平臺，是當今中國化解全球性危機與挑戰的重要國家課題。

傅才武團隊承擔的國家重點研發項目課題“基于數據分析的國家文化構造與國民文化傳播研究”正是基于這一背景展開的。該課題的結題成果之一，傅才武與余冬林合著的《國家文化與國民文化的構造及其轉換》一書，圍繞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現代化的文化戰略定位和實現路徑問題，從文化學理論和方法入手，通過緒論及六章引出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文化構造和國民文化構造，分析了作為民族文化共同體的國家構造形態，揭示了國家文化結構與國民文化結構之間的關系、轉化機制與互相影響的路徑，建構了文化認同型國家的文化戰略架構。該書提出了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三個問題。

國家的文化結構

將國家文化與國民文化納入文化生態學視野進行探討，是該書的重要特色。人類的文化創造由生產實踐與消費活動組成，生產與消費都在環境以及由環境提供的資源共同組成的生態系統中進行。一個國家的文化結構及文化走向是在特定的生態系統中累代實踐、漸積而成的。

國家文化結構是由某一時期的主權版圖系統、生態環境系統、政治經濟系統、文化行業系統以及認同系統五大系統組成的相對獨立的自為和自洽的結構化體系。主權版圖系統、生態環境系統、政治經濟系統以及文化行業系統，是一個國家國家文化的顯性部分，構成了國家文化的載體和基礎。由文化認同、宗教認同和族群認同耦合而成的認同系統，則構成了一個國家國家文化的最為核心且隱性的部分。在國家建構的層面上，認同系統必須依賴于主權版圖、生態環境和政治經濟等顯性結構而存在，而顯性結構對于國家文化及國民文化發揮作用，必須借助于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宗教認同等隱性結構的獨特功能和渠道，顯性結構與隱性結構之間的互動，構成了國家文化的結構性表達。該書以明確的國家文化概念及其特征為基礎，對國家文化的顯性結構與隱性結構及其相互影響的探討，富有啟發性。

國家文化與國民文化的轉換與影響機制

聯合大數據研究人員，系統地對國家文化和國民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作用機制進行探究，是該著具有特色的新嘗試。作者提出，國家文化擁有四個基礎性支撐體系，即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文化遺產傳承創新體系、文化旅游發展體系、民族宗教文化體系。國家文化具有自上而下傳導機制，國家文化對國民個體的滲透與默化，建構起民族國家文化的整合形態。國家文化經由宣傳與傳播渠道，法律、制度和政策以及文化產品生產與文化消費的轉換環節，通過文化產品、文化服務、旅游以及文化教育的消費，最終傳導到國民個體實踐中。這種傳導最終氤氳化生為風格各異的國民文化形態。在國家與公民聯結的法律與正式制度的“垂直管道”，以及公民與社會實踐聯結的“橫向關系網絡”的共同作用下，作為文化共同體的民族國家竭力使具有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族群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認同、政治經濟信仰、文化家園依戀乃至價值觀共識的民族國家共同體。

為了進一步闡釋國家文化與國民文化的關系，該著還探討了國家文化與國民文化相互影響的機制。國家文化對國民文化影響主要有三條途徑：宣傳和傳播渠道為國家文化形塑國民文化提供路徑和方式;法律、制度和政策為國家文化形塑國民文化提供了規范性環境約束;文化產品生產與分配，則通過對國民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影響，從而促進了國民文化行為層和器物層文化形態的形成。在國民文化對國家文化的影響方面，公民通過文化產品消費、文化服務消費、旅游消費以及文化教育消費四個領域對國家文化供給構成反作用。同時，國民文化心理結構對國家文化結構產生影響。國家文化是通過各種符號或表征途徑影響個體的心理結構，個體在文化活動或文化消費行為中建構對國家身份和文化身份的理解，反映了國家與個體、文化建設與現代國家建設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

在這一研究過程中，因為有大數據方法的應用，既形成了國家文化和國民文化構成的文化學理論研究成果，又形成了基于算法的國家文化譜系和國民文化心理的系列研究論文，如《基于社區發現算法的國家文化譜系結構挖掘》《基于面板數據分析的國際文化交流重要事件挖掘》《基于自然語言處理的正能量評價》《基于數據挖掘的國民文化特質識別方法》等。該書努力在文化研究中融入大數據方法，推動了文化研究的方法論創新，預示著這一研究領域的一種新趨勢。

文化認同型國家的文化戰略框架

中國作為文化認同型國家的本質，是該書的一個核心觀點。該書認為，與西方民族認同型和宗教認同型國家屬性不同，中國是國家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的“兩位一體”。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包括族群歷史過程與共同歷史記憶，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內質，更是國家共同體的社會心理基礎和精神支柱。

該書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建設21世紀中華民族文化共同體的戰略目標。21世紀中國要實現民族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文化強國，還需要深化國家文化戰略設計，建設21世紀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不斷增強人們的國家認同感。作為文化認同型國家的根脈，國家和全社會必須進一步強化國家象征符號資源建設的自覺性。必須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大力推進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把握數字信息技術的機會窗口，特別是在新一輪數字經濟全球化競爭中，中國必須在新一輪全球文化貿易規則的修訂與全球經貿規則重構中體現“中國要求”和“中國標準”，承擔起促進全球文化市場持續穩定發展的大國責任;必須要堅定文化自信，推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必須要在世界市場的開放競爭中，實現中華文化的傳承、發展、創新、傳播，進而才能建成文化強國，才能從根本上增強文化自信。

《國家文化與國民文化的構造及其轉換》一書及系列論文，是近年來我國學者在民族國家文化結構與文化認同研究領域的新成果，國內外相關主題的研究極少。這些成果既從全球化背景下國家文化現代化與國民文化現代性建構入手，深刻闡明文化建設促進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內在機理，邏輯清晰，體系層層遞進，為形塑文化現代性、實現國家文化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供了理論啟示，也引發了進一步從理論和大數據層面深入研究的需要和可能。

標簽： 國家文化 國家文化與國民文化的構造及其轉換 文化認同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