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報道:縫紉機在印尼的詭異命運，當西方基建與日常技術抵達亞洲

同樣的東西到了不同的人手里，用場可能天差地別。100年前的荷屬東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亞，富裕人家趕時髦買西方人帶來的縫紉機，但并不是用來做衣服，而是當家居擺件拍照用。這樣的神操作，現在想來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但《自行車、港口與縫紉機：西方基建與日常技術在亞洲的相遇》這本新書卻告訴我們，發生這種事情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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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背后的文化不簡單

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大禹治水、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等業績廣為人知，令國人對“干大事”常常有一種形象的理解，就是建造巨型的工程，為人們的生活增加福祉。

而正如《自行車、港口與縫紉機》一書所言，“基建并不是僅僅在實現人類賦予其的功能（譬如承載交通運輸、醫治病患、蓄水發電等），而是在許多不為人知的方面漸漸地改造著人類”。越是福澤久遠的基建工程，對地方社會乃至整個國家精神文化的影響就越深。

解放后，集中力量辦大事更成為國家制度優勢的一項核心內涵，從紅旗渠到新安江水庫，從長江大橋到京滬高鐵，從南水北調、西氣東輸工程到核電站，共和國興修的一系列基建設施都影響到了經濟、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最終形成了人們對基建力量的強勢信任。

基建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概念，并非簡單的建筑工程、技術項目，它發揮作用要依靠人，與建造方、使用者都脫不開關系。基建話題也很容易引出對社會的觀察，在日常話語層面也是人們津津樂道的事物。

《自行車、港口與縫紉機》的作者，研究全球史、近現代印度史、中印關系的學者曹寅在導論中提到：“一方面，基建是全球化宏大敘事的產物，背后隱喻了技術、專家、資本、物質材料的全球流動；另一方面，基建與在地基層社會又有著深層次的互動。”

縫紉機在印尼的詭異命運，就體現了這種雙重特質，其當年傳入荷屬東印度有商業層面的原因，有當地社會的需求，也借助當地人的習俗乃至性格，起到了與“出廠設置”差異很大的作用。

縫紉機是一種常見的家具，1950~1970年代曾是中國人成家時必備的“四大件”之一。如果把“四大件”視為組建家庭所需的基礎設施，那么縫紉機就是一種基建設備，是廣義的“基建”。

書中提到，學者貝莉·哈維認為，基建是一個“物質集成”，“可以通過預設或非預設的行為產生效應和社會關系”。出現非預設行為往往是人們造基建的計劃外結果，由此產生的問題會使人們重新看待基建。

曹寅說，盡管人們都在使用各種基建，在生活中卻很少意識到與基建的關聯。人們只是在用基建提供的服務，比如水、電、煤氣等，在這個過程中，“跨國資本借助國家建設的基礎設施在基層社會廣泛宣傳被嵌入了現代性話語的消費文化，并兜售與這種消費文化捆綁的商品”，如各種家用電器、電子產品等等，依靠這些用品，我們才真正“使用”了基建。這些服務于普通人生活的東西就是日常技術。

今天我們所習慣的種種基建和日常技術，追溯到它最開始出現在市場上的時候，大多都能看到一幅文化交匯的畫面。西方發達國家在世界史進程中率先工業化，走上了向全球傾銷商品的殖民道路，亞洲是他們獲取資源、積累資本的地方。基建與日常技術的底色是殖民主義、民族主義的歷史，是殖民地精英、普通人與新技術、新商品的關系。

在亞洲，既是相遇也是抵抗

沙特阿拉伯的名城麥加、麥地那、吉達等，歷史上曾被稱為漢志地區（Hijaz），由于有宗教圣地，一直受到朝圣者的特殊關注。16世紀開始，這里由奧斯曼帝國統治，被稱為“熱帶邊疆”，奧斯曼以圣地保護者自居，宣示對伊斯蘭教世界的宗主權。

19世紀下半葉，隨著蒸汽船的普及和海上長途旅行的商業化，朝圣不再像以往那么辛苦和昂貴，漢志開始受益于朝圣收入，這使奧斯曼帝國對熱帶邊疆的現代化熱情大大提高，開始著手這里的基建改造。

書中第一章就談到了奧斯曼帝國在熱帶邊疆的飲用水工程。19世紀80年代，漢志總督努里組織了3000人開挖地下水，耗時4年，疏通了古代水渠，為麥加提供每分鐘6000升的清潔飲用水，并修建了9個大蓄水池，建立了看守清潔制度，保障用水安全衛生。在吉達也搞了大型工程。

但是這些工程被漢志本地的部落首領視為眼中釘，基建設施代表著帝國的擴張，削弱著本地部族的影響，也打亂了舊的水販利益集團的算盤。這些設施沒幾年就被破壞，無法使用了。直到奧斯曼帝國瓦解，漢志都沒能再建立基礎設施系統。

20世紀初，印度城市的汽車開始增多，當時的英國殖民當局鼓勵社會精英階層買車。但是，平民們的自行車很快占據了道路，英國、日本生產的自行車先后大舉在印度銷售，總量增長非常快。汽車與自行車的矛盾很快激化，上升為了階層區隔，殖民地精英認為這么熱的地方騎車出汗太不體面了，還是汽車隱私性更好。

到20年代，印度警察成立了負責調查交通事故的專門部門，因為交通事故與日俱增。社會認為政府和汽車司機們責任更大，殖民當局則歸罪于騎自行車的人騎車太快，甚至認為被撞身亡也是“自作自受”。

書中提到，殖民當局采取灌輸交通規則、加強執法處罰的手段，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但是長期來看，雜亂無章的交通局面成了印度城市一種習以為常的現象，是“帝國主義理念、精英、現代性技術以及基層訴求和智慧”在街頭博弈的結果。

差不多同一時期，在菲律賓馬尼拉，模仿美國生活方式是很普遍的潮流，馬尼拉中產階層以像美國中產一樣消費和生活為標桿。書中第六章講的是現代化廚房設施在馬尼拉的傳播過程。

1901年，美國在菲律賓建立殖民統治，成立了馬尼拉電車與電燈公司、馬尼拉天然氣公司等，為城市提供能源服務。這兩家公共事業公司大張旗鼓做營銷——讓家庭購買安裝電熱水器、面包機、煤氣灶、烤箱等電子化設備，當然是打包使用電和燃氣的最好策略。

殖民當局還針對女性宣傳電子化廚房用具可以減輕勞動負擔，制作更衛生的食物等，并試圖將美國烹飪習慣完全照搬到菲律賓。但美式廚房設施還是太貴了，馬尼拉市場上占主導地位的還是本土生產的設備，這些東西也能做美餐，符合美式廚房理念，比如有自動風扇但可以用木柴燒火的爐灶。最終在菲律賓市場取得統治地位的還是這些便宜好用的仿制品，它們也開始在廣告中宣傳美式餐飲理念。

無論漢志的飲用水工程、印度的交通交通管理、馬尼拉的本土化廚具，還是書中另外提及的科倫坡現代化港口建設、湄公河三角洲的農用小型發動機，都體現出了基建承載的外部力量與本地力量的對抗。最終結局都是強勢的殖民文化未達全部目的，但在其籠罩下，本地社會形成了新的習俗、生活方式或利益格局。

至于“用來拍照的”縫紉機，作為最早被全球銷售的工業品之一，1880年就進入了荷屬東印度。20世紀初，當地豪門貴族都喜歡請攝影師到家里拍照，以展示家具、收藏品和裝飾所彰顯的社會地位。女主人房間的照片里大多都有縫紉機，擺在多為印尼土著女性的仆人面前。書中記載，當時的荷屬東印度富人家里都有多名仆人，縫縫補補的人手多得是，用上縫紉機的機會并不多，縫紉機就成了向遠在歐洲的親友炫耀殖民地生活的拍照道具。

縫紉機真正對印尼土著女性的自立自強產生作用，是后來的事了。城市化進程中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貧苦女性依靠在雇主家中學到的縫紉機操作技術，擁有了獨自謀生的技能。這兩類人各取所需，成就了縫紉機的“異化”故事。

標簽： 奧斯曼帝國 基礎設施 在菲律賓 交通事故 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