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葛亮的南方圖志

中新社記者 韓星童

現(xiàn)任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的葛亮，很喜歡一部名為《薇羅妮卡的雙重生活》的電影，那種鏡像關(guān)系，給他預留出諸如“另一時空的我”這般遐想空間，美好而出其不意。

當他多年前與朋友走進香港的靈隱寺，剎那間體會到的就是這種感覺。一直以來嶺南文化與他所成長及浸潤的江南文化之間，一些區(qū)隔，以及在多元關(guān)照里諸多不可解的部分，突然被打通了。

在新作《靈隱》中，葛亮便將一對父女安置在生命鏡像的對位，他們活在彼此的時間里，這時間可以浩漫，以百年粵港的歷史做底；也可以十分短暫，是在某個人生節(jié)點中的一粥一飯，一道光景。

葛亮一直對歷史情有獨鐘，以一般作家罕有的勇氣和雄心去嘗試歷史敘事，熱衷捕捉個體命運在時代浪潮里的迭轉(zhuǎn)與作用力。因此歷史和時代在他的故事中影影綽綽，反襯出煙火人間的樸素力量。

“這是我在前20年想做的事。”葛亮近日在香港書展期間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這樣歸納了“家國系列”(《朱雀》《北鳶》《燕食記》)的創(chuàng)作動機。

作家、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葛亮近日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受訪者供圖

葛亮生長于六朝古都南京，對這方水土深入肌理的熟悉，一定程度矇昧了他的感知。在那里，歷史“俯拾即是”，三百多年前的古城磚就堆積于巷陌，這種歷史的豐厚給人帶來一種錯覺，以為歷史就是日常。吳敬梓在《儒林外史》里說，“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葛亮覺得，這種煙水氣就是生活本身，無需用任何藝術(shù)形式加以表達和呈現(xiàn)。

這樣的想法，在移居香港躬身返照中逐漸改變了。“可能正因為香港沒有那么綿長的歷史，香港人珍惜每一處歷史的留痕，也保留著一些古老的節(jié)慶。你會覺得原來我成長在這么獨特的城市，這時候很多東西突然變得歷歷在目。”凸顯出的差異，被彼時年輕的創(chuàng)作者內(nèi)化為書寫的使命感——將故鄉(xiāng)獨特美好的東西呈現(xiàn)給讀者。

“近幾年開始寫香港其實也是一樣，當你越來越熟悉嶺南文化，越來越熟悉香港及其文化語境時，你會覺得你需要為它做點什么，讓更多人能體會它的好。”葛亮將《靈隱》視作“南方圖志”的起點。在港生活的二十余年積聚的體悟，令他逐漸從回望故鄉(xiāng)南京“莊生曉夢迷蝴蝶”的悵惘中抽離，潛入到嶺南文化的脈絡(luò)之中。

在他眼中，南方文化是流轉(zhuǎn)的，近乎于一種水性。正因流轉(zhuǎn)，才呈現(xiàn)出各自的瑰麗與多元，并在與時代并進的歷程里，自然地留舊補新。

細看葛亮的創(chuàng)作路徑，這樣的轉(zhuǎn)變早于作品《燕食記》和《飛發(fā)》中便有跡可循，后者更為他奪得第八屆“魯迅文學獎”，成為港澳地區(qū)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國家級文學獎項得主。

在見到這位為人低調(diào)的作家之前，記者曾從多位文學大家如余華、許子東等人口中聽到對他的贊許，將他視作新時代香港南來作家中當之無愧的翹楚，而評論界則給他貼上“新古典主義”的標簽。

眼前的葛亮，細致地勾勒著讓他著迷的那些紛繁的文化氣象、幽深的歷史“分岔小徑”、學術(shù)訓練和田野調(diào)查對于歷史觀的推動，最終落筆以人間煙火知著于歷史的“大動脈”，對他而言重要之事莫過于此。

在這宏闊變幻的時代里，他心底始終有一方園林，可停駐，可靈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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