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司長郭鵬表示,今年“雙一流”高校本科將迎來新一輪擴招,應繼續引導高校面向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完善學科專業調整機制,增強學生就業創業能力。
在高校擴招背景下,今年,多所“雙一流”高校都在擴招的專業設置中,聚焦人工智能及相關學科專業。根據教育部今年公布的數據,截至2024年,近五年“雙一流”高校新增專業達1068個,新增數量排名前十的專業中有8個涉及學科交叉,人工智能、大數據管理與應用、數字經濟專業占據前三位。許多高校已經或開始部署“X+AI”多元融合專業。
與此同時,復旦大學今年將理科、醫學、新工科以及交叉學科的招生比例均增至20%,傳統文科招生比例從原先的30%—40%削減至20%。學科交叉融合的時代,文科專業何為?教育部最新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25年)》(以下簡稱《專業目錄》)中增設了29種新專業,其中就有“人工智能教育”“數字戲劇”等“新文科”專業。
高校正在對國家號召和市場需求做出頻密響應。未來,高校專業設置將走向何方?應如何合理“擁抱AI”?“新文科”又能否讓文科煥發新生?
專業融合“A+B”?
在本科階段攻讀兩個學士學位是怎樣的體驗?
在上海某“雙一流”高校“金融學+計算機科學”雙學位學生陸行眼中,這樣的學習經歷就像“勇闖無人區”——雖有迷失方向的風險,但充滿未知的可能性。
陸行2021年入學,今年剛本科畢業。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讀雙學位最大的收獲便是多元視角。由于有計算機和部分人工智能領域的基礎,他大四在證券公司實習時,曾一眼看出對方風控系統中過時的模型,并用課堂上學到的集成方法提出了優化方案。“現在回頭看,那些無數個在圖書館通宵寫代碼、查bug的日子,那些為調和兩個專業不同思維范式而絞盡腦汁的時刻,都在讓我生長出一種全新的能力——在技術的嚴謹性和商業的不確定性之間搭建橋梁。”
專業的跨界與融合正成為高校專業調整的一條主線。《專業目錄》明確指出,在專業設置過程中,以“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為引領,推動專業交叉融合再出新。
這條主線下,部分高校不斷推出新興交叉學科專業。中山大學今年新增智慧農業等3個本科專業,同時也開設了包括“金融學+人工智能”在內的10個雙學士學位項目。復旦大學去年設立4個“外語+計算機”和23個“X+AI”的雙學士學位項目,已有210名學生進入培養。截至目前,復旦大學共推出54個雙學士學位項目,涵蓋30個一級學科專業,其中包含41個AI相關的雙學士學位項目,也就是“X+AI”。
“這是國家戰略驅動的一種任務導向。”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首都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郭英劍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從近幾年的審批與調整節奏來看,高校專業“動態化”“任務化”趨勢明顯,教育部對專業設置的備案與審批每年一次,促使高校主動捕捉產業和區域發展的即時需求。企業對復合型、跨學科人才的渴求加劇,可以預見,未來高校專業設置的更新頻率會加快。
“部分專業的招生規模會持續擴大,比如人工智能。但對高校而言,新增專業總體來說仍需審慎。”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長聘副教授、教育學院教育與人類發展系主任沈文欽對《中國新聞周刊》舉例說,今年有六所頂尖高校開設“低空技術與工程”專業,直指低空經濟產業需求,就業前景十分吸引人。但“畢業就有工作”并不應是成立專業的主要動因,四年學成后,產業是否仍然火熱,學生適合直接就業還是繼續鉆研,目前尚難回答。熱度退去后,專業的含金量仍在于其知識體系和課程架構,如果這些沒有搭建好,學生的獲得感就有限。
“新專業意味著新培養方案,學生像在開盲盒。”陸行坦言。他入學那年,正是該校“金融學—計算機科學”雙學位開設的第一屆,課程設置的不成熟讓他有種當“小白鼠”的感覺。他表示,目前,這一雙學位的計算機專業課“深度學習”已用國外原版教材,但金融專業課“智能投顧”卻還在講授五年前的案例。授課教師告訴他,這一領域發展太快,老師也要不斷摸索。
“大四的時候,我們已在用機器學習平臺TensorFlow搭建模型,但隔壁樓的金融學教授卻說‘這些算法離實際應用還很遠’。實際上,我在實習過程中發現,券商已經用類似模型做量化交易了。”陸行回憶。
除了融合僵硬,這類新興雙學位專業的課程安排也常被詬病。陸行記得大二上學期時,他一度懷疑自己不能勝任雙學位的學習。某一天他正在做金融數據分析作業,完成計量經濟學報告,而另一門專業課數據結構與算法的作業也在同一天截止。“兩個專業的截止日期像兩座大山壓過來。”
郭英劍指出,新專業的培養方案與課程體系理應帶有實驗性質,在評價與反饋中不斷升級。一般而言,專業三年一評估、五年一調整,高校根據招生興趣、就業率、科研產出動態等決定擴招、合并或停招。因此,一個新專業成熟的時間在五年以上。在迭代初期,專業內部會先列出需要培養的核心能力清單,再倒推課程模塊,然后反復在實踐中修訂。這幾乎是新專業成長的必經之路。
課程迭代的同時,專業學習量也須優化。陸行所攻讀的雙學位保留金融學核心課程的同時,縮減了十余個學分的金融專業選修課。相比于普通金融學專業,新增的40—50個計算機專業學分需在四年內完成,平均每學期約增加2門專業課程。
“專業融合與更新涉及整個培養體系的重構。”復旦大學本科生招生辦公室主任、本科生院副院長石磊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專業融合如果只是簡單的“A+B”,學生學習量太大,難以成功完成學業。專業能夠融通的前提是二者在研究方法、知識體系上有所共通,或者有相同的應用場景。因此,“A+B”時要刪除重復課程,建設融合課程。盡管很難,也要盡量在壓縮單一專業學分的同時,保證不降低單一專業的能力水平要求。當前,國內雙學位學習量大、學分要求高是客觀事實,專業融合還有繼續優化的空間。
目前,大部分融合專業要求學生完成一篇畢業論文,體現兩個專業的交叉內容。畢業時,學位證書上顯示兩個學位。這種“紙面競爭力”自然能在就業時為學生加分。但沈文欽提醒,即使在頂尖高校里,這樣的專業也只適合學有余力的學生,對部分學生來說,追求雙學位可能不如踏實學好其中一個專業。
“微專業”試水
隨著專業類別增多,專精度增加,學生的成長路徑越來越豐富。與此同時,在報考時,學生的專業篩選成本也隨之增加。沈文欽指出,由于大學專業體系和中學差別很大,一級學科就有100多個,很多學生在大學前不知道自己適合什么專業,也很難在中學階段就確定自己的興趣。
微專業則在本科階段為學生提供了一種低成本試錯的可能性,可以將其看作普通學位和雙學位專業的折中。今年3月,教育部發布“雙千”計劃,推動高校開設1000個微專業。各地高校都新增了一批聚焦前沿科技、產業需求和交叉學科的微專業。例如今年,北京科技大學首屆13個微專業正式開始招生,名額共計480人。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早在2021年便發布了“AI+X”微專業,讓各專業學生更加絲滑地“擁抱AI”。
郭英劍指出,微專業不是完整的“第二主修”,而是一組圍繞某項核心能力或特定議題精心打包的課程。微專業通常包含4—6門課程、十幾學分,歷時一年完成,并面向所有專業的學生開放。高校通過這種小而精、靈活機動的專業模塊,讓學生在原有專業之外獲得另一種能力。
石磊將微專業形容為僅本校認可的“小而精的雙學位”。每個微專業約15學分,保持輕量化。微專業并不授予學位,學生憑微專業經歷可以在就業和本校保研時獲得一定簡歷加成。“在復旦,微專業大都是往屆學生走過的‘蹊徑’。比如曾有中文專業的學生選了人工智能方向的選修課,最后考上了該方向的研究生,在當時這屬于小眾,但學校把這條路做成微專業,蹊徑就變成了通途。”
但有受訪者指出,低門檻的微專業若缺乏質量把控,容易淪為“興趣班”。北京某“雙一流”高校一位新聞學專業大三學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去年秋季報了該校數據科學學院大數據實戰的微專業課程,第一學期開了統計學基礎課程,學習原理和實操,但課時有限,老師也教得并不細致,大部分知識在網絡公開課里都能學到,學生完成作業也很不積極。
“對我這樣一點編程基礎都沒有的學生來說,微專業課的難度很大,學到后期基本靠自學。如果只是為了學一門技能,微專業不是剛需。”該學生說,報微專業更大程度上是逼迫自己學,她所選微專業課程費用按學分收取,每個學分370元,14學分共計5180元,“如果中途放棄就虧了”。
多位受訪學生提到,微專業課大多在晚間以及周末上課,線上課居多,有的時候一周多至5—6個課時。一學期正常17周,微專業課可能分散到19周,還會占用主修專業考試周的復習時間。
為了避免微專業淪為“雞肋”,郭英劍認為,需要將微專業構建成興趣的探索空間,具備靈活的退出機制,真正成為有價值的專業“試水”。當某一微專業連續幾年選課火爆、行業反饋良好時,學校往往會考慮把它升級為二級培養方向,甚至設立獨立專業或學院。若只是堆砌熱門術語、師資跟不上、行業場景缺失,微專業就可能“速生速死”。
據沈文欽觀察,有學生通過微專業了解到自己的興趣點,打開了轉專業的思路。他認為,為了讓學生更加靈活地決定自己的成長路徑,在微專業之后,轉專業的成本也應更低。
今年,北京建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等多所高校陸續放松了對學生轉專業的限制,實行“轉出零門檻,轉入有考核”,降低學生轉專業的難度。這些學校的在校生在大一和大二各有一次轉專業的機會,并且取消了此前的排名限制。沈文欽認為這是一種進步。“轉專業服務的重要群體是那些在原專業學不好、沒興趣的學生,他們通常專業成績不佳。目前還有許多學校設有轉出門檻,這是自相矛盾的。”
石磊表示,在復旦大學,為保障高轉專業成功率,每個專業都要預備相當于其大一學生20%的名額用于轉入,超過這一限制,轉入就面臨競爭。校內轉專業整體成功率接近75%,熱門專業如臨床醫學等的轉專業成功率為58%。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劉海峰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轉專業會朝日益寬松的方向發展,但如果還存在不同專業入學難度或錄取分數差異不小的情況,出于公平性的考量,很難做到完全沒有限制。
在郭英劍看來,高校放寬轉專業限制,實質上用更低的制度成本糾正高考“一次性決策”的弊端。然而,門檻降低是否會加劇“冷熱”專業的分化?郭英劍指出,理論上,熱門專業的轉入火爆、冷門專業學生流失的情況確實存在。若要糾偏,除了保持轉入門檻外,還需考慮動態資源分配機制,比如以兩年為周期,依據轉專業數據、畢業生流向和師資配置,調整專業招生計劃和經費傾斜,讓資源跟隨學生的真實需求而流動。
沈文欽認為,學生會“用腳投票”,熱門專業扎堆轉入的后果是讀研和就業壓力增大。單一專業具備市場需求下的一定承載力,超過承載力后,熱門專業的熱度也會自然消退。同時,轉專業的動向會倒逼高校思考專業設置,不斷推進學科重構和創新,從而吸引更多學生。
文科“瘦身”與“沒了”
內部有著契合點的專業,融合起來順理成章,但一些高校近兩年開設的雙學位項目中,也不乏“小語種+計算機”“哲學+人工智能”等“神奇”組合,讓人直呼“看不懂”。
北京某“雙一流”高校一位哲學專業大一學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絞盡腦汁”想要輔修該校的人工智能專業,但因為后者要求先修高等數學A,而哲學專業學生只修高等數學C或D,被卡了資格。據他了解,許多哲學專業學生有很強的“本領焦慮”,甚至在大一就選修更難的高數A,為學習微專業或者轉專業鋪路。
該哲學專業大一學生坦言,選擇人工智能,不排除跟風成分。但客觀來說,哲學和人工智能的關系比大部分文科專業都要緊密。AI涵蓋推理、規劃、符號主義等廣泛領域,與哲學二級學科邏輯學有很多契合點。
近年,文科與理工科交叉的新文科專業迅速崛起。石磊舉例說,復旦大學王牌專業新聞傳播學,主動推進學科交叉創新,將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數字媒體技術等前沿科技融入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體系。“文科思維和理科技能的復合型能力培養,使新文科在智能傳播時代展現出更強的競爭力。”
復旦大學削減文科招生比例,是否代表著文科萎縮?石磊解釋,這屬于誤讀。復旦文科其實沒有縮招,文科生或者說高考選擇歷史類的考生進入復旦大學的機會沒有減少,反而因為融合學科的增加而有了更多選擇。在復旦大學今年20%的交叉學科招生比例里,新文科占據了50%,因此不能把招生比例調整看作文科衰敗的注腳。
據教育部統計,2024年國內文科就業率為73.5%,顯著低于理科的86%。沈文欽了解到,文科生常有一種虛無感,面對科技時代總是質疑自己究竟習得了多少技能,這是高校文科專業需直面的問題。
文科跟理科相比缺失的不僅是所謂“硬知識”,更是人際互動。沈文欽認為,理科生在本科階段就有機會進入課題組做科研,跟同伴和老師有很多交流機會,文科生則比較缺乏這樣的機會。“有交往才有獲得感,才有和人、事物打交道的能力,閉門造車對個人成長非常不利。”因此,大部分文科專業面臨課程和教學環節的大更新,至少未來課外集體活動應有所增加。
劉海峰指出,人文學科并非“無用之學”,而是塑造個體、維系文明、驅動人類進步的深層力量,而社會科學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均有不可替代的價值。文科專業應主攻學生的人文素養與綜合能力,包括邏輯推理與論證、溝通與表達、創造力與想象力等。
郭英劍認為文科有著多重核心競爭力。談及國際傳播、地方形象塑造或企業出海,跨文化理解與敘事的能力必不可少。其次,如果說理工科鍛造了解決問題的能力,文科則培養了提出正確問題并審視底線的能力。此外,新文科的出現讓文科生在講故事時擁有了數據佐證。“歷史系學生會做熱力圖,中文系學生能用語料庫驗證修辭趨勢,這才是理想的新文科。”
多位受訪者表示,與理工科的交叉確實能部分解決文科專業的市場對接問題,但除了擁抱融合之外,文科還應該守住“基本盤”。
“守住存量,創造增量”,二者并不矛盾。郭英劍長期觀察英語專業的變化,他認為,當工具把翻譯等低階語言勞務承包,英語專業更應凸顯人的獨特價值。過去十年,英語專業最顯著的變化在于定位精細化。很多高校壓縮了招生規模,但在培養方案中偏重專用英語、跨文化傳播、國際組織人才等方向。跨學科融合也在加速,課程表里出現了“數據可視化寫作”等內容。未來人機分工會更清晰,算法負責初稿、比對、檢索,人負責立意、語境、說服。人的不可替代性也是文科的不可替代性。
這樣的語境下,文科“瘦身”不應是簡單裁撤,而是重組。郭英劍舉例稱,可以把歷史、考古、博物館學整合,為文化遺產保護與文旅產業提供全鏈條課程。再通過微專業等機制,豐富學生外交寫作、數字人文、科技倫理等專精方向的能力。如此,既保留了專業內部的經典架構與方法論,也讓文科教育能夠對接真實場景。
“新文科真正想做到的,并不是‘加一節Python課就翻身’的幻覺,而是守住人文學科的批判性、歷史縱深和價值關懷,同時把大數據、可視化、算法思維當作人文洞察的放大器。文科不會‘沒了’,只會以更加精準和多元的姿態重新被人們所熟知。”郭英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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