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反”措施取消后，澳大利亞大麥重獲中國市場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胡慧茵 廣州報道

距離中國實施終止對澳大利亞大麥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已有數天，近日，澳大利亞麥農不約而同地表達著對新舉措的期盼。澳大利亞的麥農特蕾西·勒弗羅伊稱，“用于生產啤酒的大麥是我們單位種植面積利潤率最高的農作物之一，隨著中國市場重新開放，我們都渴望利用這個機會。”

此前，中國商務部宣布，自8月5日起，終止對原產于澳大利亞的進口大麥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當天，商務部發布復審裁定稱，鑒于中國大麥市場情況發生變化，對原產于澳大利亞的進口大麥繼續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已無必要。很快，業界就迎來好消息。8月9日，澳大利亞媒體有消息稱，澳大利亞最大的谷物出口商CBH集團已獲準恢復向中國出口大麥。

(相關資料圖)

對此，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方銀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取消對澳大利亞大麥“雙反”，契機是澳大利亞阿爾巴尼斯政府上臺后，采取相對務實的對華政策，在此背景下，中澳關系出現一定程度的緩和，而澳大利亞政府也表現出穩定和改善中澳關系的意愿。另一個方面，是經濟合作本身高度符合中澳雙方的利益，中澳在經濟上是相互依賴的關系。

澳大利亞也期待葡萄酒對華出口能夠盡早恢復。澳大利亞葡萄與葡萄酒協會首席執行官李·麥克萊恩表示：“雖然目前澳大利亞葡萄酒出口情況沒有任何變化，但我們希望這一公告能夠為適時取消澳大利亞葡萄酒進口關稅提供一個模板。”

中澳大麥貿易爭端源起

中國最終裁定取消對澳大利亞大麥的“雙反”，對澳麥農來說是一個意外驚喜。

澳大利亞的麥農特蕾西·勒弗羅伊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經歷“雙反”期間，許多澳大利亞麥農通過種植更多小麥來取代大麥，但由于中國市場重新對澳開放，麥農可能會調整其生產計劃以滿足潛在的需求增長。

“雙反”措施的終止，讓澳大利亞大麥在中國市場迎來重要轉機。對于這一新裁決，中方也表示，是因為中國大麥市場情況已經發生變化。究竟是什么契機促成了這次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政策的變化？

據了解，應中國國內大麥產業申請，中國商務部自2018年開始對原產于澳大利亞的進口大麥發起反傾銷調查和反補貼調查，并于2020年5月18日裁定對澳大麥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實施期限自2020年5月19日起5年。

大麥是畜牧業和水產養殖業的優質飼料和啤酒釀造工業的重要原料，也是全球種植面積第四大禾谷類作物。近些年，中國對大麥的需求不斷擴大。2019年之前，澳大利亞長期占據對華大麥出口第一大國的地位，2017年澳大利亞占中國進口大麥的比例甚至超過70%。2017年-2020年，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的進口比例有所下降，但進口量依舊不低，分別為648.01萬噸、389.76萬噸、231.57萬噸和149.15萬噸。

然而，中國大麥在對外部進口形成強依賴的同時，國內的大麥種植行業也出現了變化，例如種植面積不斷萎縮，種植戶虧損嚴重，種植意愿下降等。不少市場分析認為，這一系列的情況與澳大利亞在中國市場以傾銷和補貼的方式低價大量出口大麥有關。

周方銀向記者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對大麥產業提供了30多項政策，并采取了低價出口策略推動大麥出口，這使其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中澳自貿協定》生效后，澳大利亞大麥出口到中國可以享受零關稅，這對中國的國產大麥市場形成了一定的沖擊。

據觀研報告網發布的《2021年中國大麥市場分析報告-市場競爭現狀與投資前景研究》顯示，中國大麥種植面積自2010年來逐年下降，從2010年的553.2千公頃減少到2018年的262.5千公頃，減少了約一半，到2019年中國大麥播種面積僅為248.3千公頃，同比下降5.41%。大麥產量也持續減少，從2010年的195.2萬噸減少至2018 年的95.65萬噸；到2019年我國大麥產量為90.8萬噸，同比下降5.07%。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藍慶新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澳大利亞的大麥在中國進口大麥的比例中超過50%，這比例肯定是過高的，將會造成極大的貿易依存，這對國內的貿易發展存在著不利的影響。”他表示，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實施“雙反”，是對后者補貼行為所導致的貿易不平等、不公平行為的一種回應。

所謂的反傾銷和反補貼，其實是世界各國常用的貿易救濟手段。隨著市場開放的程度日益加深，國內市場頻繁遭遇國外傾銷與補貼產品進口的劇烈沖擊。面對這些沖擊，中國采取適度、合理的“雙反”措施，來維護相關產業的經濟利益。

從結果來看，中國向澳大利亞大麥征收“雙反”稅后的一年里，中國向該國進口大麥比例迅速下降，占比跌至 7.61%。另一方面，中國從其他國家進口大麥比例有所上升。數據顯示，中國從烏克蘭、加拿大、法國進口大麥的占比均上升至 25%以上，自阿根廷的進口占比也從先前的不足0.08%上升至11.43%。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中國增加對其他國家大麥進口的比例，其實就是貿易替代和轉移。因為如果進口來源地過于集中，容易遭受貿易中斷、喪失定價權等風險，將不利于中國構建穩定、持續的全球農產品供給體系。

藍慶新認為，增加進口農產品的多元化，是一種降低進口風險，降低糧食安全風險的重要體現。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實施“雙反”后，實際上是提高了澳大利亞大麥出口中國的成本，也推動了中國從其他國家的進口，使得貿易更具有公平性。

在解決了大麥進口來源后，中國大麥還需要面對國際糧食市場的新變化。周方銀向記者表示，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中國進口大麥的成本有所上升；二是在俄烏沖突的背景下，去年糧食市場出現復雜變化，而且大麥主產國法國去年因遭受高溫干旱極端天氣而減產，這些都造成國際糧食市場的不穩定。”他認為，鑒于以上因素，澳大利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個較為穩定的大麥進口來源。

多重考慮下，中方決定提前取消對澳大利亞大麥的“雙反”措施。藍慶新表示，從消費者和澳大利亞農業從業者的角度看，現在的措施調整對他們有利。

周方銀也強調稱，如今措施調整體現了經濟合作高度符合中澳雙方的利益，而且中澳在經濟上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系。

澳方期待葡萄酒獲“松綁”

在大麥貿易被“松綁”之前，今年早些時候，中國已重新恢復進口澳大利亞的煤炭和木材。無論是對于中國還是澳大利亞，恢復這兩大貿易品類有重要意義。

以煤炭為例，據悉，澳大利亞是全球主要的煉焦煤生產國，其產量占全球產量的22%，產量的70%對外出口。而在2020年之前，澳大利亞一直都是我國最重要的煉焦煤和無煙煤供應方。中澳煤炭貿易關聯緊密，據澳媒統計，若失去中國煤炭市場，澳大利亞將蒙受每年約150億澳元的損失。

過去兩年多的時間里，澳大利亞相關方面曾多次釋放信息，希望中國恢復對澳大利亞煤炭的進口。直到今年3月，澳大利亞煤炭行業終于等來了中方市場的“松綁”。

據中國煤炭市場網統計，自政策層面放寬后，進口澳大利亞煤炭通關逐漸順暢，再加上澳洲高卡煤與國內煤相比具有一定價格優勢，促使中國終端用戶采購積極性上升，大量澳煤進入到中國市場。4月，我國進口動力煤的主要來源國為印尼、俄羅斯和澳大利亞。這三大來源國進口量合計占當月動力煤總進口量的92.5%，當中唯獨澳大利亞動力煤進口占比有所上升。

此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束玨婷就指出，中澳互為重要經貿合作伙伴，雙方經濟結構高度互補，雙邊經貿合作互利共贏。當前兩國經貿關系正面臨重要窗口期，雙方應共同努力，為經貿合作注入更多積極因素。

周方銀也表示，“中國恢復從澳大利亞進口煤炭的做法，對中澳經濟關系的恢復和發展發出了積極的信號，以此為契機，雙方可以更好地消除兩國合作中的障礙。”

正因有此前的基礎，澳大利亞方面對中方“松綁”其他品類產品抱有極大的希望。澳大利亞貿易部長法瑞爾曾公開表示，希望類似結束征收大麥關稅的審查程序，有助于松綁葡萄酒對華出口的限制。他還稱，“澳大利亞不希望與中國脫鉤，相反，我們希望擴大同中國的經貿往來。”

業界也開始發聲。澳大利亞葡萄與葡萄酒協會首席執行官李·麥克萊恩表示：“雖然目前澳大利亞葡萄酒出口情況沒有任何變化，但我們希望取消澳大利亞大麥的公告，能夠為適時取消澳大利亞葡萄酒進口關稅提供一個模板。”

不過受訪專家們對于后續的發展都比較樂觀。談及后續澳葡萄酒可能獲得“松綁”的路徑，周方銀認為，若要使葡萄酒出口獲得豁免，澳大利亞方面需要有更加充分的技術理由，需要讓中國相信其對中國出口葡萄酒不屬于傾銷行為，并提交充分的資料說明。藍慶新則認為，后續的發展還得看中澳雙方的雙邊關系發展和經貿往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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