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視訊：風險投資，國家興衰的支柱：《風險投資史》讀后感（上）

一、關于作者

Mallaby的全名是塞巴斯蒂安·克里斯托弗·彼得·馬拉比（Sebastian Christopher Peter Mallaby），英國人，出生于 1964 年 5 月。他是英國外交官克里斯托弗·馬拉比爵士和帕斯卡爾·馬拉比夫人的兒子。其父克里斯托弗·馬拉比爵士曾是英國駐德國大使（1988-1993 年）和英國駐法國大使（1993-1996 年）。Mallaby在伊頓公學接受教育，后進入牛津大學，于 1986 年畢業，獲得現代史一等學位。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1986年～1999年，Mallaby就職于《經濟學人》雜志，服務于津巴布韋、倫敦和日本等地，并擔任過該雜志駐華盛頓記者站站長。1999 年至 2007 年在華盛頓郵報工作，擔任專欄作家和編輯委員會成員。2003年在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FR）做訪問學者，為《外交事務》、《外交政策》、《紐約時報》、《新共和》等諸多報刊雜志撰稿。

Mallaby絕對是高產且有影響力的國際一流記者和作家，不過大部分國內朋友對他的熟悉是來自其幾本已經被翻譯的書籍，比如講書對沖基金歷史的《富可敵國》（More Money Than God）、《格林斯潘傳》（The Man Who Knew: The life and times of Alan Greenspan）、《世界銀行家》（The World’s Banker）。

從Mallaby的經歷可以看出，他不僅有記者的敏銳，也有如外交官一樣開闊的國際視野，更重要的是特別善于把枯燥的歷史變為可讀性極強的故事，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他給你預設的答案。

《風險投資史》作者塞巴斯蒂安·馬拉比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譯者是來自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的田軒教授，也正如此，這本書中很多涉及投資專業術語的地方翻譯非常精準，讀起來很少讓人莫名其妙。田軒，現任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副院長、國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長、金融學講席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學家獲得者 。加入清華大學前他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執教，獲聘終身正教授和Mary Jane Geyer Cain講席教授研究員。主要的研究領域包括公司金融，企業創新、創業投資。

二、本書概覽

《風險投資史》（The Power Law）從上世紀仙童公司的創立開始談起，講述了風險投資人是如何參與到一家家初創公司的創立，并利用其手中各種資源幫助它們成長的故事。全書以時間為脈絡，以上帝視角來向讀者展示風險投資行業從上世紀60年代以來，迄今近60年的發展全景，可以說是一本風險投資行業發展的簡明編年史。

風險投資行業大事年表

歷史就是曾經發生的一切。因此，要講好歷史故事，尤其是在有限篇幅內是相當困難的。Mallaby顯然是這方面的行家里手。《風險投資史》書中對每一家風投機構、創業企業和關鍵人物筆墨雖然不多，但卻能夠讓讀者很自然進入到每一次投資交易的場景，感受到每一個人物的個性和情緒，引起共鳴和反思。Mallaby就像一個攝影大師，用他的攝像機巧妙的呈現了有限的人物、場景，卻讓你切實感受到了歷史的宏大與趨勢。

影響風險投資發展的風云人物

全書包括引言、核心章節（共計14章）和結語三大部分，合計45萬字。在引言部分，Mallaby給出了所謂風險投資的核心法則——指數法則，也就是吸引風險投資人下注的企業是那些雖然九死一生，成功概率渺茫，但成功后卻能產生巨大收益的項目，這是風險投資者能夠得以致勝的投資心法。在接下來的14章，Mallaby將硅谷傳奇企業與人物的故事與對風投行業發展脈絡的洞見交織起來，揭秘硅谷指數級技術革命背后的資本運作幕后故事，帶領讀者經歷風險投資行業從 20 世紀 70 年代的硅谷成長，到跨越大洋來到中國蓬勃發展的歷程。結語部分是全書的總結，我個人以為這部分雖然篇幅占全書不多，但卻是使得這本書避免淪為純粹歷史記錄的關鍵。作者嘗試基于他的觀察與思考，對風險投資人的成功是否更依賴運氣、人際關系等非技能要素？風險投資行業對于社會的作用是積極還是負面更多？政府在促進風險投資行業的發展過程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等問題進行了回答。

坦率地說，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已經超出了Mallaby的專業能力，畢竟他是記者而非學者。但不可否認，上述問題都是非常有價值的。尤其當讀者認真閱讀完前面14章“史實”后，再看到這些問題，獨立思考就容易被激發。讀完一本書，不意味著思考的結束，而恰恰是思考的開始，這不正是作者所期待的嗎？

接下來我會根據作者在結論部分的討論，寫一點關于風險投資的隨想。

三、風險投資只靠運氣嗎？

對于自己的成功，硅谷風險投資之父阿瑟·洛克（Arthur Rock）曾充滿謙卑地說：“我是全世界最幸運的人。像我所投資的那些企業的創始人，全世界加起來也許只有一百來個，我卻有幸認識其中十個。這不是運氣是什么？”

不可否認，風險投資不能沒有運氣。但是，如果說只靠運氣，那顯然你被強者的謙辭迷惑了。從美國風險投資發展來看，近幾年，每年美國VC機構募集的資金總額平均約為500億美元左右，這500億美元的主要來源是大學捐贈基金、養老金和超級富豪（機構投資者）。顯然，這些金主不是傻子，如果他們認為風險投資只是靠運氣，只要把錢隨機撒出去，靜待花開，就能大賺特賺，那么為什么他們不這么干，而是找風險投資者？你看過有誰花錢請別人幫忙買體育彩票的嗎？

硅谷風險投資之父阿瑟·洛克

風險投資者在識別甚至創造“明日之星”方面是有獨到之處的，比如成功投資思科、蘋果的紅杉資本的創始人唐·瓦倫丁（Don Valentine），敢于給沒有任何收入的雅虎1億美金的孫正義。中國有句古話，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風險投資人就是擅長識別人才的伯樂，正是由于他們的存在，社會上的“千里馬”（企業家）資源就不會被浪費，創新永不停歇！因此，相比風險投資者究竟是靠運氣還是靠能力的討論，更有價值的問題或許應該是：1、偉大的風險投資家是怎樣練成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快更多地培養風險投資家？2、如何將風險投資家的個人能力轉換為一家機構的能力，讓風險投資成為一門生意而不是手藝？

在Mallaby的《風險投資史》一書中，上述問題都能找到些線索。

首先，偉大的風險投資家很可能是一名成功的創業者。這種經歷，不僅讓他們對改變未來充滿信心與激情，更愿意冒險，也使得他們能夠準確把握商業本質，預見未來。風險投資和其他投資本質沒有區別，都是基于勝率與賠率下注的游戲，但與股票投資不相同的是，風險投資數據非常稀疏，無法依靠大數據和統計學方法來進行推斷。事實上，要想準確判斷一項創業的勝率和賠率，如果投資人自己沒有創過業，幾乎是不可能的。比如凱鵬華盈（KPCB）的合伙人約翰·杜爾（John Doerr），加入風險投資界前，杜爾曾創立了一家CAD軟件公司Silicon Compilers ，并擔任CEO，還共同創立了全球第一家寬帶運營公司@Home。再比如Facebook、LinkedIn、SpaceX、Yelp和Palantir的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他和馬斯克在1998年共同創立了PayPal公司，2002年將PayPal以15億美元出售給eBay。

凱鵬華盈（KPCB）的合伙人約翰·杜爾

當然，這并不意味這沒有創業經歷就完全沒有機會。硅谷風險投資之父阿瑟·洛克（Arthur Rock）就是個例外，他從事的是投資銀行工作，善于識別人才和與人溝通。他認為投資就是投人，創始人的人品和能力才是影響投資的根本因素。但對人的準確判斷，同樣需要在實踐中沉淀積累。風險投資經理或許可以在學校中培養，但偉大的風險投資家的培養只能來自實踐，尤其是創業實踐。因此，批量培養風險投資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阿瑟·洛克雖然號稱風險投資行業之父，但他卻沒有像保羅·格雷厄姆（Paul Graham）創辦YC、孫正義創辦軟銀、瓦倫丁創造紅杉一樣，締造出一家著名風險投資機構。他的行業聲望、對創業人才的卓越的識別能力沒有通過組織延續下來。按照《基業長青》的作者柯林斯的說法，阿瑟·洛克是“報時人”而非“造鐘者”。不用猜測洛克為什么不做“造鐘者”，我們更應關心的是“造鐘”在風險投資行業可行嗎？

從目前風險投資機構的發展來看，為實現上述目標，絕大部分機構的做法是把公司打造成一個合伙平臺，吸引更多有能力的合伙人加盟。這種模式固然能快速吸引人才，維持風投機構的管理規模（行業地位）。但也很容易產生公地悲劇，加速合伙人的分崩離析。這方面的失敗案例層出不窮，凱鵬華盈（KPCB）是其中一個典型。而紅衫資本走出了另一條道路，為此Mallaby在書中專辟一章探討了“是什么讓紅杉資本不斷取得成功”。

在Mallaby看來，泯然眾人的凱鵬華盈與持續占據上風的紅杉，最大區別在于，領導者在管理上所付出的精力。有時風險資本家是了不起的投資者，但未必是好的風投機構的管理者。凱鵬華盈的主要合伙人約翰·杜爾（John Doerr）的問題正在于這。他很聰明，是富有魅力的推銷員，曾在英特爾任工程師，對工程問題也很了解。但他沒有專注凱鵬華盈的內部管理問題。相比之下，紅杉資本的頂尖人物、二代掌門人邁克爾·莫里茨（Michael Moritz）和道格·萊昂內（Douglas Leone），就非常關注如何聘請年輕投資人，如何激勵、培養他們，如何塑造公司文化。他們相信：“要培養哪些默默無聞，但擁有自主能力，以及有望成為下一代領導者的人才”。

紅杉資本第二代領導者邁克爾·莫里茨

在紅杉資本，年長投資人的行為是慷慨的。他們樂于指導年輕人，確保年輕投資人名字后面跟著一個成功故事。此外，紅杉資本強調投資是一項團隊工作，每次當他們成功退出一個項目，他們都會寫一份備忘錄，列出為這次成功投資做出貢獻的紅杉所有人員的名單。他們強調團隊，而不是個人。

另一些讓人印象深刻的做法分別來自紅杉資本的第三代領導人吉姆·戈茨（(Jim Goetz)）和魯洛夫·博塔（Roelof F. Botha）。

為避免見樹不見林，吉姆·戈茨強調由上至下主動思維，在公司推廣“做有準備的頭腦”。他帶領合伙人梳理技術發展趨勢，勾勒出未來技術圖景，為主動選擇項目奠定了基礎。這種做法不僅繼承了紅杉創始人瓦倫丁一直倡導的賽道投資法，更重要的是凸顯了公司作為賦能平臺的價值，讓合伙人看到個人目力不及的未來。

博塔則是將行為科學引入項目決策，嘗試避免各種決策偏差。之所以會有這個想法，是他曾過早地出售了YouTube，后來他發現提前出售項目股權不僅是他也是紅杉很多合伙人會犯的錯誤。行為科學研究表明，人們通常為了避免確定的損失而去冒險（不愿意買保險），但在確定性收益面前則會規避風險（寧愿一鳥在手）。此外，證實偏差、錨定效應也廣泛存在。前者會讓投資人回避證明自己犯錯的信息，后者則會讓大家被領導的判斷所影響。在決策面前，人并不理性！博塔邀請心理學家與團隊分享交流，讓同事對過去錯誤判斷做出深刻反省，籍此提升未來決策質量。

博塔的另一個創新是構建了紅杉的“偵查員計劃”，說白了就是發展那些被投創業者家成為外部合伙人，讓他們幫助篩選潛力項目。如果項目OK，紅杉出錢投資，收益平分。這不僅降低了項目搜集成本，也加強了紅杉與企業家之間的聯結，降低了投后風險。

紅杉資本第三代領導者魯洛夫·博塔

總之，紅杉資本這些注重公司內部管理，打造團體優勢的做法，是風險投資行業“造鐘”策略的典范。相比與創始人談判交易、在媒體上侃侃而談，這些工作瑣碎平淡，但日積月累就會顯示巨大威力。正如書中所寫，紅杉資本確實揭示了看似隨意和偶然性事件背后的原理：最好的風險投資人在有意識地創造他們的好運，他們系統性地工作，增加了好運發生的概率，使這種好運反復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強者，就是那些善于持續創造好運的人！

風險投資，國家興衰的支柱：《風險投資史》讀后感（下）

（作者巫景飛為上海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內容源自巫景飛個人公眾號“商業知行俠”

標簽： 風險投資 風險投資家 風險投資人 克里斯托弗 的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