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微頭條丨這些天價書畫，展現了明代的藝術史和富豪的收藏夢

成化十五年的一天，沈周在書房里為其耕耘三年的十米長卷添上了最后一筆，他打算把這幅畫贈與平生摯友吳寬，他們經歷了短暫的相聚，即將再次天各一方。

(資料圖片)

而今，眾多的詩書傳酬為沈周、吳寬的友情增添了傳奇色彩。二人本是蘇州同鄉，在青年時代相交相知。而后，吳寬作為明代第二位蘇州狀元進京入仕，官至禮部尚書并任弘治帝的老師。而沈周選擇留在家鄉，以其精湛的詩書畫藝成為江南文人圈的核心人物。當吳寬再度回鄉，二人均已接近知天命之年，他們重拾年輕時的詩文唱酬，書畫酬答。在吳寬服喪期滿歸京之時，沈周遞出這件準備了三年之久的臨別贈禮。

在沈周筆下，一條小徑從蘇州郊外出發，時而隱沒于山林，時而出沒于河畔，歸京路漫長輾轉。評論人認為，沈周以千日之功，畫出了畢生最為壯觀之作，一樹一石皆一絲不茍，卻又輕松灑脫。明代文學家王世貞曾收藏這幅畫作，他也贊嘆此畫“當是翁第一筆”。

卷后除王世貞近千言詩跋，還有明清十三家長跋，每一段題跋都為這幅作品增添了故事與擔保，也成為其價值的保證。

美術史學家高居翰曾于《江岸送別：明代初期與中期繪畫》中專門介紹了這件作品，當時它收藏于日本收藏家手中，由于一些日本學者認為不是真跡，因而在日本逐漸為人所忽略。直至2017年該畫出現在中國嘉德秋拍現場，最終以1.48億元成交。而今，它作為重磅作品出現在龍美術館的展廳。

3月24日，上海龍美術館（西岸館）在櫻花盛開之際推出“龍與士：明代中國的書法和繪畫藝術特展”，展出明代近三百年的書畫文物83件（組），展示了劉益謙和王薇這些年在明代書畫收藏方面的積累。

“收藏字畫，特別是中國古代字畫，明代文人字畫是收藏人追逐的夢想。” 劉益謙表示，“從我自身來講，能收藏明書畫是自己不棄的努力實現。很多時候，收藏到一件明代作品時，自己外表裝著平靜，可內心激動久久不能平復?！?/p>

劉益謙在藝術市場向來以豪爽聞名，此次收藏特展也囊括了明代書畫主要流派和人物，包括浙派、吳門畫派、松江畫派及同時代大家的書法、繪畫及信札，涉及到的創作者近60位。

一段明代文人交游史

本次展覽有一幅沈周與江南文人合作的《蒲墩倡和圖》。沈周在開頭題寫“蒲墩倡和”四字，然后繪了一幅設色小畫，吳寬緊接其后作詩一首，其余十人和詩于后。這十人中有文林，他是文徵明的父親，也是吳寬的科舉同年?！镀讯粘蛨D》記錄了一樁江南文壇的盛舉，參與者多為江南文人圈佼佼者，也是明代成化、弘治年間文人真實生活情態的寫照。

明代中期，江南拜地利之便與工商鼎盛之賜，成為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坐擁財富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使子孫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借此進入官場追求功名利祿。然而，在當時的明朝做官，并不如一般文人書生所想象的那樣有回報。明朝君主強制專橫，宦官弄權，黨爭不斷。許多滿懷雄心的文人在抵達京師之后常常無法適應環境借故提早辭官還鄉。那些退隱田園的官員，以及其他因為種種原因未能進仕的讀書人，共同組成了一個隱士階層。他們修建庭園和藏書室、搜藏典籍和藝術品，文人雅士互相邀宴，浸淫于筆墨丹青之中。在安逸的環境下，他們集會結社，彼此以詩書畫作彼此和唱。

在這股風潮中，蘇州逐漸成為了文人交游與書畫的中心。這批畫家生活在蘇州附近的吳縣，因此稱為吳派。高居翰提到，他們大部分出身世家，受過嚴格的儒家教育，浸融了洋溢于社會的安全感和優越感，穩健和平衡是他們作品的主調。

在沈周之后，文徵明和唐寅是第二代畫家中的佼佼者，他們也如前輩那樣在詩書互酬中發展出令后世人津津樂道的友誼。

文徵明和唐寅都出生于成化六年（1470），文徵明的家族自宋代起就是書香門第，在父親文林的安排下，他從吳寬學文，從沈周學畫，從小接受到頂尖的教育資源。唐寅的父親是經營參觀的商人，因此他早年也沒有為生計犯過愁。文林將其作為弟子，介紹到蘇州士紳和文人圈。

兩個年輕人很快成為摯友，二三十歲的時候，文徵明和唐寅經常以詩文相酬，也留下不少記錄日常生活的墨跡手札。展覽中有一件唐寅致文徵明札，唐寅在手札中寫道，寧波有位善畫芙蓉的張秋江，馳名浙江，準備要拜謁文徵明。

二十九歲時，二人共同參加鄉試，唐寅拔得頭籌，文徵明名落孫山。然而，緊接而至的科場舞弊案波及了唐寅，也終結了其仕途的可能。當時，他寫了一封動人的長信給文徵明，為自己的清白辯駁。文徵明也寫了一封至今不存的書信為唐寅辯護。

此后二十年，文徵明參加科考屢試不中。唐寅則開始以賣畫為生，并且維持著飲酒狎妓的放蕩生活。二人的生活漸行漸遠。

二人在生活境遇、性格稟賦上的差異也導致他們的作品風貌大不相同。高居翰認為，文徵明的畫適合靜默沉思，唐寅的畫引人注目，會讓觀者目不暇接。文徵明很少會繪制裝飾性、實用性的畫作，或有關敘事、風俗或其他流行題材的作品。而唐寅的畫風比較多樣，兼有文人趣味和職業畫匠風格，他最受市場歡迎的是仕女畫，其筆下色調也可以特別和諧美妙，這點在文人畫家眼里可能只是一種不必要的陪襯。

嘉靖二年（1523），年過半百的文徵明經由地方知府的舉薦，前往京城任職。次年，唐寅去世，享年五十四歲。唐寅晚年作品中流傳有多幅《金閶送別圖》，金閶位于蘇州古城西北部，山塘、虎丘、寒山寺都位于這一區域，想必畫家在晚年經常于此送別故人。在本次展覽中就有一件作品，畫心繪有江南景色，遠山歸帆，柳溪水岸，江邊數人正在相揖作別。這幅作品原來是吳湖帆的收藏，在2007年北京保利秋拍以1456萬元價格成交。

文徵明的京官經歷僅僅維持了三年，飽受黨派紛爭的困擾，他很快辭官回鄉，從此拋開追求功名利祿的雄心壯志，在文人和畫家的角色之中取得了妥協。當他把目標定在能力所及范圍，文徵明的成就變得無可匹敵。在他周圍形成一個由詩人和畫家組成的圈子，而他母庸置疑是這個圈子的核心，同時也是整個蘇州詩壇與畫壇的巨擎。

八十八歲之時，文徵明繪下一幅《蘭亭修禊圖》，描寫東晉永和九年三月三日，文人士大夫蘭亭修禊、曲水流觴的場景。蘭亭修禊是畫家普遍表現的題材，文徵明一生中也畫過多幅，其中臺北故宮藏作于嘉靖三年（1524）的一件可謂精心之作，北京故宮也藏有一件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作品。本次展出的作品與北京故宮一件構圖相似，但青綠設色較為艷麗——在一段蜿蜒綿長的青綠山水之后，畫家安排了茂林修竹之間的流觴曲水，雅集者“列坐其次”。王羲之出現在畫卷末尾：一人端坐于高大軒敞的亭中，面對所有的雅集者，扮演著雅集書寫者的角色。

文徵明活到九十高齡，在他的晚年，曾經的友人都已逝去，關于唐寅的民間戲說故事甚至已經開始流傳。

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并成為“明四家”。仇英的出身比唐寅更低微一些，早年甚至擔任過漆工，他以非士流出身而能在畫壇大放異彩，完全得益于其突出精湛的繪畫功力。與唐寅一樣，他既工設色，又擅水墨，山水、花卉、界畫、人物、仕女無所不能。

唐寅與仇英二人無意間培養了一種“工業”，在蘇州有一批畫家善于畫裝飾畫、書籍插畫和春宮，特別擅長仿唐寅、仇英的風格，他們被后世稱為“蘇州片”。在這批仿制品中，很大一部分加上了大師的“印款”，直至今日還在流傳。

臺北故宮曾經做過一個以“蘇州片”為主題的展覽，認為蘇州片雖然產生了大量偽作，但也不乏比較精美的作品。但這類偽品顯然對仇英造成了損害，而今，任何人想要了解、評價仇英，首先就要肅清這歷年累積下來、數目龐大的贗品和不重要的追隨者的作品。在高居翰看來，這一大堆平庸貨混淆了他的名聲，使人以為他是一個多產而無想象力的畫家。

查閱近年蘇富比、佳士得的拍賣數據可以看到，大部分與仇英相關的拍品都標為仇英（款）、仿仇英，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仇英市場價格的起伏不定也與此密切相關。在展廳的核心位置，有一幅仇英的《人物圖卷》吸引了大量關注，人物生動，裝飾性佳。

展覽中還包括徐渭的《墨花圖卷》，查資料可知該畫曾于2021年亮相中國嘉德春拍，并以4600萬元成交。狷狂的徐渭在整個明代繪畫歷史上都是一個極富個性的異類存在。

晚明繪畫的集大成者董其昌也有多件作品參展，其中《書畫合璧山水小景》曾于2020年在中國嘉德春拍上拍得7475萬元。董其昌是萬歷十七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身居要職，同時也是當時的首要學者、書法家、畫論權威。他提出的“南北宗論”梳理出一條山水畫系的理論脈絡，歌頌文人畫傳統，貶低院畫派和職業畫家。他的巨大身影籠罩著晚明乃至整個后世的繪畫發展。另有一件《致江南名士信札合冊》包括39通信札，內容極為豐富。有對收藏大家吳用卿的邀請，有討論項元汴收藏有誤的評價，有組織武林大會的詳細細節，甚至有因朋友無子代為推薦中醫的介紹信。鮮活的董其昌及其交際圈躍然紙上。

龍美術館的收藏夢

劉益謙在展覽開幕式上回憶說，他與王薇收藏的第一件明代藝術品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城隍廟淘到的一幅字畫。

而后四十年的收藏經歷，也證明了劉益謙對于明代的鐘愛：2009年以1.69億拍下明代吳彬《十八應真圖卷》；2014年以2.8億港元拍下明成化斗彩雞缸杯，并在移交現場順手倒了點茶一飲而盡；同年以3.48億港元拍下十五世紀“明永樂御制紅閻摩敵刺繡唐卡”；次年，再以1402.6萬美元 (約合人民幣8690萬元)拍得一件明代永樂年間的佛經。有說法提出這件佛經是鄭和真跡，劉益謙也相信這種說法，他在展覽開幕當天多次提到這件作品，經過反復考量，最后沒有在現場展出。

“從布衣和尚當皇帝，到叔侄搶皇位，皇帝被擄走，到最后上吊自殺，整個明代的帝王傳承就是傳說?！眲⒁嬷t表示，或許對他來說，拿雞缸杯喝一口茶，摩挲古代名人的真跡，擁有這些明代精神的物質存在，就是最好的沉浸式體驗歷史的方式。本次展覽的大量作品，既展現了明代藝術的風華，也能一覷劉益謙的收藏趣味。

展覽中有一件隆慶帝的《行書五言詩》：劍氣沖霄漢，文光射斗牛。隆慶帝是明穆宗朱載垕，嘉靖四十五年（1566）即位，在位六年，終年三十六歲。他在位期間，啟用徐玠、張居正、戚繼光、海瑞等名臣良將，實施新政，解除海禁，使走下坡路的明朝煥發生機，史稱“隆慶新政”。

這幅書法以480萬元的價格在2014年上海敬華春拍成交。擁有一件明君的書法作品，或許是了解明代政治歷史乃至文人生存環境的重要切口。正如策展人謝曉東所說的，“皇權與士大夫階層之間的復雜張力不僅是解讀明代社會演變的關鍵線索之一，也是今天觀者欣賞閱讀明代書畫的重要入口?！?/p>

無論是對于皇帝還是對于士大夫來說，書法是必修的功課。良臣和名將的墨寶既是珍貴的藝術品，對于粗略了解歷史的人而言，也是無需深入了解筆墨就能快速欣賞和共情的一種途徑。

趙南星是萬歷二年（1574）進士，也是東林黨的重要代表，他三次入朝三次遭貶，最終被閹黨魏忠賢矯旨發配，客死戍所。趙南星一生公正無私，剛直不阿，受時人尊敬。展覽中有其自作詩，從中可以讀出一代政治家、文學家的風骨。從其后題跋可以看出，從嘉慶年間起，這幅詩作的收藏者廣泛邀人賞玩題跋。手卷的遞藏也展示了一張復雜龐大的關系網。這件作品亮相北京匡時2016年秋拍，最后以4393萬元成交。

熊廷弼是萬歷二十六年（1598）進士，曾經先后三赴遼東抗清，與孫承宗、袁宗煥并稱“遼東三杰”。中途他曾辭官回鄉七年，《種樹詩》被認為是當時所作。天啟五年（1625），熊廷弼卷入黨爭，被閹黨誣陷賄賂東林黨人，先是革職查辦，然后下獄待審。獄中的熊廷弼思緒萬千，悲痛至極，寫下哭別“父母、老姊、老妻、愛妾、嬌兒、愛女以及我身”的《七慟歌》。這件作品在完全放松的宣泄情緒前提下，奔放而豪邁。

2013年和2016年，劉益謙分別以1840萬元和1667萬元價格拍下《七慟歌》和《種樹詩》，超過起拍價的數倍。從歷史數據來看，熊廷弼作品亮相拍賣市場的機會不多，劉益謙多次出手高價拍得，顯示出對于熊廷弼的特別鐘愛。

晚明時期，一些畫家不同程度卷入黨爭，或受到晚明叛亂的影響。以至于晚明繪畫中出現了某種內向的傾向，展現了無法訴之于現實的逃世欲望。

程正揆明時任翰林院編撰，入清任工部右侍郎，后因滿漢官員矛盾激化，順治十四年（1657）被罷官，回到南京。1642年，39歲的程正揆開始創作《江山臥游圖》卷，起初是為了排解為官不得游歷名山秀水的苦悶，后來隨著自己貳臣的身份及在清朝為官的遭遇，胸中塊壘化為筆底煙云，對故國江山的無限懷念，一發不可收拾，據說至其1676年去世，總共畫了500卷之多。程正揆對這些作品進行了順序的編號，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兩卷《江山臥游圖》，題款中分別標明第二十五卷和第二十七卷，上海博物館的《江山臥游圖》則標為第一百八十七卷。

本次展出的《江山臥游圖》是程正揆在這個模式下創作的第一百五十八卷，創作于順治十八年（1661）。正是他被罷官后活動于金陵，轉益多師，畫藝漸臻的創作豐收期。這幅作品于2013年亮相匡時秋拍，以932萬元成交。

根據對拍賣數據的不完全統計，本次參展的重磅作品，還包括姚綬的《行草書卷》、張弼、李東陽等的《守南安送行詩卷》、周臣的《觀潮圖》、唐寅的《行書七古詩卷》、沈士充的《江南秋色》等。除了價格破億的沈周《送吳文定行圖并題卷》，還有十多件作品的價格達到千萬，多件作品的成交價格超過估價數倍甚至數十倍。

例如張弼、李東陽等的《守南安送行詩卷》，拍前估價120萬至180萬港元，現場以95萬港元起拍，經十余輪角逐，加傭金最終以2777.5萬港幣成交，是最低估價的23倍。趙南星的《草書詩翰卷》拍前估價1000-1500萬元，最終成交價4393萬元。熊廷弼的兩件作品也是估價三四百萬，最后分別以1667萬元、1840萬元成交。

劉益謙曾經表示，“收藏本身是可遇不可求，是用時間換空間”，在他看來，經過市場的滌蕩，而今出現在市場上的精品佳作越來越少，遇見一件質量上乘而令人心動的機會更少。有時候遇到現場拍賣時爭搶的情況，他會覺得，“這件東西放手，下一次要有十年過程再去等待。”

“辦這次明代書畫展，挺糾結的，”作為展覽總策劃，劉益謙坦言，他前前后后推翻了幾次不同的構想，最后選擇了現在的呈現，“這也是我自己收藏的喜好表現。明代三百年，文人的思想，文人的繪畫與書法，就像一座豐碑，永遠是我們的驕傲和仰視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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