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這一年中,發生了很多不可預見的重大事件,近年來鮮有先例。
(資料圖)
這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金融危機的研究者。“危機”一次頻頻被提及,Polycrisis(多重危機)成為流行熱詞,用來形容當前種種經濟與非經濟事件沖擊下錯綜復雜的情況。“Permacrisis”(長久危機)一詞也被《柯林斯詞典》選為2022年度詞匯。“悲觀者正確,樂觀者前行”。市場的每一次震蕩和波動,都是對投資者的考驗。往前看,未來依舊被不確定性的迷霧籠罩著,對未知的恐慌與不安讓一部分人或停滯不前錯失良機,或行差踏錯鎩羽而歸;也讓一部分人堅定信心謀定而后動,進而從市場中獲利。
回顧過去,歷史上市場有過許多動蕩和危機的時刻,但依舊誕生了一些經過危機淬煉的偉大投資者。或許從下面這四位經久不衰的投資巨星身上,從他們成功的投資經驗和哲學中,能夠得到一些啟示。《Superstar Investors》[1]是AQR曾經發布的一篇論文,研究者們試圖用因子(factor)或風格(style)投資來解釋巴菲特、索羅斯、林奇和格羅斯的投資表現,以確定他們的智慧是否可以系統化,將他們的理念廣泛應用時是否仍然能夠產生alpha。
01
伯克希爾·哈撒韋:價值、質量、低風險(和杠桿)
"無論我們談論的是襪子還是股票,我都喜歡在打折時購買優質商品。"——沃倫·巴菲特,2008年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年報
研究選取了伯克希爾·哈撒韋(以下簡稱BRK)在1977年1月至2016年5月期間的業績表現。
通過分析發現,盡管BRK在這期間的平均年回報率遠高于美股(17.6% vs 6.9%),但它的波動率也更高。對波動率進行調整后,BRK的夏普比率為0.74,而美股的夏普比率為0.45。BRK對傳統風險因子也產生了顯著的alpha。然而,當控制了巴菲特在其著作中描述的一些投資風格因子時,這種alpha在統計上就變得不顯著了。所以,這里的"巴菲特因子"是:
- 市場(Market):來自Kenneth French數據庫的美股市場因子
- 價值(Value):來自Kenneth French數據庫的HML(High-Minus-Low)因子
- 低風險(Low-Risk):AQR數據庫中的 " Betting-Against-Beta "(BAB)因子
- 質量(Quality):AQR數據庫中的 "Quality-Minus-Junk"(QMJ)因子將這些因子進行回歸,結果如下表所示:
每一個“巴菲特因子”在統計上都是顯著的(即t值都大于2),表明這些投資風格因子都在BRK的成功中發揮了作用。為了進一步說明每種因子的重要程度,可以參考基于回歸結果的歸因分析。
伯克希爾·哈撒韋之所以能夠獲得高出市場的超額回報,方法之一是通過其保險業務獲得廉價的杠桿,使其能夠獲得比大多數傳統投資者更多的此類風格敞口。另外,由于過去的40年里,BRK的股票市場敞口(或者說beta)已經下降了(這意味著股票風險溢價帶來的回報減少),但beta在下跌的過程中存在著較大的波動,這就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策略性市場敞口”(tactical market exposure)是否是BRK的一個額外的回報來源?
換句話說,BRK長期以來優異的業績表現是否與市場擇時有關?為此,可以引入了一個“策略性beta”(tactical beta)來驗證這個問題。當市場表現良好/不佳時,這個策略性beta值較高/較低,將意味著把握市場時機的能力。數據顯示,市場敞口的變化與市場收益之間沒有任何明顯的關聯。
這就表明,BRK長期亮眼的業績記錄,可能與市場擇時的關系不大,更多的是與回報豐厚的投資風格因子有關。
02
PIMCO總回報基金:高收益信貸,短久期,做空波動率
“從技術層面上來講,我/我們公司傾向于做空波動率并以多種形式賺取「利差」,包括通過期權和期貨、抵押貸款市場提前償付風險,以及采用子彈策略而不是收益率低的啞鈴策略等。在較長的時間內,這些做法獲得了獎賞。”——比爾·格羅斯,《Investment Outlooks》,2013年4月
PIMCO總回報基金(以下簡稱TRF)可以說是全球最負盛名的債券基金。自1987年TRF成立以來,比爾·格羅斯一直是該基金的掌門人,直到2014年他才離開PIMCO。
格羅斯在其擁有眾多讀者的著作《Investment Outlooks》中,描述了TRF表現優于市場的策略,這種策略包括整合多種收益來源,以及嘗試把握時機。
對于前者,其中許多收益來源是不同形式的套利交易。許多債券經理將其簡單地概括為“持有短期BBB債券”,這是幾十年來廣為人知的策略。盡管TRF的實際持有范圍要廣得多(包括抵押貸款、通脹掛鉤債和新興市場債)。
但研究發現,TRF的平均超額收益的很大一部分可以用短久期債券的敞口(利用衍生品達到與基準Barclay’s US Aggregate(巴克萊美國綜合債券指數)類似的久期)以及承擔信貸風險來解釋。
另一個超額收益來源則是:做空波動率。總的來說,就是通過做空固定收益期權來獲取波動率的風險溢價。
因此,用來解釋TRF平均回報的四個因子為:
- 市場(Market):巴克萊美國綜合債券指數
- 信用(Credit):5年期美國高收益CDX指數
- 低風險(Low-Risk):做多2年期和5年期,相對于做空10年期和30年期美國債券期貨的期限中性因子
- 做空波動率(Short Volatility):賣出1個月、30-delta strangles的10年期國債期貨
回歸結果顯示,這些因子可以解釋大部分的平均收益,每個因子在統計上都有顯著的敞口。
值得注意的是,對TRF敞口上的分析沒有包含任何時間變化。這意味著,策略性擇時(tactical timing)對TRF成功的重要性可能比許多投資者想象的要小。
然而,TRF也以對市場時機有著準確的把握而著稱,例如對美國國債久期(有時是美元走勢)策略性擇時,以及PIMCO的大量研究都集中在長周期和短周期押注上。
研究還發現,“beta擇時”的成功好壞參半:當涉及到基準的擇時敞口時(這里為久期擇時),市場擇時和基準表現亮眼/不佳之間沒有相關性。
換言之,久期擇時(雖然是TRF的一個特點)平均而言似乎也并沒有增加多少價值。相比之下,信貸擇時可能更具附加價值。具體來說,TRF在金融危機后(信貸表現良好的時期)增加了對信貸溢價的敞口。
03
量子基金:小盤股、(無處不在的)趨勢和基本貨幣交易
“我們試圖捕捉早期的新趨勢以及后期的趨勢逆轉。因此,我們傾向于穩定市場,而不是擾亂市場。我們這樣做不是為了公共服務。這就是我們賺錢的風格。”——喬治·索羅斯
喬治·索羅斯是最早的一批對沖基金經理,也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之一。他專注于全球宏觀戰略,尤其以貨幣交易而聞名。
索羅斯最成功的基金之一是量子基金(Quantum Fund),該基金最為著名的事件是1992年英國貨幣危機期間賣空英鎊,該交易獲利約10億美元,并使得索羅斯被稱為“讓英格蘭銀行破產的人”
索羅斯還因發展繁榮/蕭條周期和反身性理論(Reflexivity)而聞名,該理論基于價格和基本面之間的負反饋和正反饋(強調自我加強的正反饋的作用)。
鑒于他對趨勢和貨幣的關注,研究中的"量子基金因子 "是:
- 市場(Market):來自Kenneth French的數據庫的美國股票市場因素- 趨勢(Trend)
· 股票方面,來自Kenneth French數據庫中的UMD因子
· 宏觀資產類別中,來自AQR數據庫的時間序列動量(TSMOM)因子
- 貨幣(Currencies)
· 動量(Momentum):使用跟蹤1年期的股市動量,適用于G10貨幣
- 價值(Value):購買力平價應用于G10markets同樣用這些因子進行回歸分析和收益歸因。
結果顯示,趨勢/動量因子對于所選時期的平均回報具有很大的貢獻。
通常情況下,對沖基金經理都偏向于做多股票,索羅斯也不例外。量子基金在這20年里的平均市場beta系數為0.6。然而,在這個平均數附近,beta系數有著較大差異,如下圖所示:
從圖中rolling beta(紫線)和同期市場回報(綠點)的變化情況來看,20世紀90年代初減少市場敞口的決定似乎降低了價值(因為這一時期的股票市場取得了正收益),而增加市場敞口的決定似乎在20世紀90年代末科技泡沫期間起到了積極作用。在20年的樣本中,“策略性beta”和回報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這表明索羅斯能夠通過市場擇時提高alpha。
04
麥哲倫基金:小盤股,動量......以及很高的Alpha
“25年后的彼得·林奇:不僅僅是「投資于你所熟知的東西」。這位昔日的共同基金搖滾明星表示,這條著名的建議并沒有看上去那么簡單。”——Chana R. Schoenberger(2015)《華爾街日報》,2015年12月6日
1977年5月至1990年5月,彼得·林奇執掌富達麥哲倫基金(Fidelity’s Magellan Fund)。在此期間,共同基金從約2000萬美元增長至140億美元(同時考慮回報和資金流入),并實現了平均高于現金收益21%的佳績(而同期股市的超額收益為7%)。
林奇也像前面提到的其他投資巨星一樣,公開了自己的投資理念,并就此撰寫了多本著作。相比之下,他的投資投資哲學并不像其他人那么簡約:他為不同類別的公司制定了不同的清單,這使得通過廣泛的因子評估麥哲倫基金過往的業績變得更加困難(可能相關性也沒那么高)。
因此,研究者選用了一些學術界最為常用的因子作為“林奇因子”,其分別是:
- 市場(Market):Kenneth French數據庫中的美股因子和巴克萊美國綜合債券指數
- 規模(Size):Kenneth French數據庫中的SMB因子
- 價值(Value):Kenneth French數據庫中的HML因子
- 動量(Momentum):Kenneth French數據庫中的UMD因子
- 質量(Quality):AQR數據庫中的QMJ因子
- 低風險(Low-Risk):AQR數據庫中的BAB因子
如圖所示,麥哲倫基金的優異表現似乎部分來自于承擔了比市場更大的風險,以及獲得了小盤股和動量溢價。另外還有一些價值溢價的敞口,但規模較小。
雖然質量(quality)溢價的敞口在統計學上并不顯著(t統計量低于2),但作者認為,即使系統地應用,"質量"也是最復雜的投資風格因子之一,因此可能更難衡量。
所以,林奇一直以來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業績似乎是在低風險溢價的敞口為負值的情況下實現的(這與巴菲特不同,后者利用了低風險溢價)。
鑒于麥哲倫基金回歸和歸因中令人矚目的超過8%的alpha,自然會將市場擇時作為超額收益的潛在來源。然而,研究的結果表明,擇時的優勢微乎其微(如果有的話)。這表明,與市場擇時相比,選股才是麥哲倫基金成功的一個更重要的因素。
05
結論:向大師學習
“但我承認的一點是……我們所有人,甚至像巴菲特、索羅斯、福斯這樣的老前輩,是的,我也是,都是在投資者可能經歷的最有利的時期,最有吸引力的時期踏入這個領域的。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一個投資者如果承擔了邊際風險,明智地利用了杠桿效應,并巧妙的避開了周期性的去杠桿化資產撤出潮,就可以(在某些情況下)獲得「偉大」的桂冠。”——比爾·格羅斯,《Investment Outlook》,2013年4月
《Superstar Investors》的最后提出了三點結論。
首先,許多偉大投資者的成功,并不是運氣或偶然,而是長期投資于歷史上產生超額收益的投資風格的回報。
第二,文中分析的因子(或風格)在從固定收益投資組合到全球宏觀對沖基金的許多情況下都是成功的。但對基金經理的選擇有著明顯的影響,也就是說,無論基金經理是基本面投資還是量化投資、是傳統投資還是另類投資:投資者應了解哪些風格(如果有的話)是基金經理投資流程的一部分,并判斷是否存在與這些風格相關的正預期回報。
第三,僅靠因子(或風格)不足以取得成功;還需要耐心、能力和長期的持之以恒。
無論跑贏市場的業績是來自“alpha”還是“beta”,投資者如今都面臨著傳統資產類別得低預期回報。鑒于這些不利因素,任何額外的非市場收益來源都可能特別有價值。雖然歷史上跑贏市場的主要方式是通過alpha或簡單地承擔更多風險,但投資者現在可以獲得一系列其他風格的溢價;因此有可能通過多種途徑獲得長期成功。
正如《Superstar Investors》開頭巴菲特的那句話:
"45年前,本·格雷厄姆教導我,在投資中,不一定要做出非凡的事情才能取得非凡的成就。"
最后,再用《偉大的博弈》中的一段話作為本篇的結尾:
“盡管有數不清的海難,人類依然揚帆出海,同樣的道理,盡管有無數次金融危機,人們依然會進入這個市場中去,辛勤地買低賣高,懷著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將手里的資金投入到市場,去參與這場偉大的博弈。正是這樣,通過參與這場偉大的博弈,人類在游戲規則內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時,推動著一只‘無形的手’——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富足,更加豐富多彩。”
[1] Brooks, Tsuji and Villalon,“Superstar investor”,Journal of Investing, 2019.
(作者張曉泉為清華大學Irwin and Joan Jacobs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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