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助推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力與挑戰

2021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與中國香港金管局、泰國及阿聯酋央行宣布聯合發起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研究項目（Multi-CBDC Bridge，簡稱“多邊貨幣橋”mBridge），旨在探索利用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

【資料圖】

根據最新公布的項目進展信息，“多邊貨幣橋”不但能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還有助于提升人民幣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使用比例，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多邊貨幣橋”的最新進展

截至2023年初，全球共有約100個國家/地區的中央銀行開展了CBDC的研究與實踐。從應用場景看，這些CBDC可分為零售型和批發型兩種。零售型CBDC主要用于滿足公眾的小額日常支付需求；批發型CBDC主要用于金融機構間的大額轉賬和匯款。國際清算銀行（BIS）此前的調查顯示，約32%的央行選擇研發零售型CBDC，15%的央行優先研究批發型CBDC，還有一半的央行同時兼顧兩種功能展開研究[1]。

目前，零售型CBDC已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展開試點或正式投入使用，數字人民幣（e-CNY）就屬于這一類型。而批發型CBDC項目大都處于實驗階段，包括加拿大的Jasper項目、瑞士的Helvetia項目、法國與瑞士合作的Jura項目、新加坡的Ubin項目等。此外還有一些跨洲合作項目，如日本和歐央行合作的Stella項目、多國合作的Dunbar項目、以及由泰國、中國香港、阿聯酋及中國人民銀行共同參與的“多邊貨幣橋”（mBridge）項目。

“多邊貨幣橋”的前身是泰國與香港合作開展的Inthanon-LionRock項目。其中，Inthanon是泰國搭建的本地CBDC網絡，LionRock則是香港的本地CBDC網絡，兩個系統相互獨立，僅限于本地銀行參與，主要探索和測試境內機構間的支付轉賬功能。

在此基礎上，2019年，兩地合作建立了Inthanon-LionRock跨境“走廊”網絡（corridor network），測試了雙邊跨境支付的可能性。2021年，中國人民銀行和阿聯酋央行也加入進來，在國際清算銀行創新中心（BIS Innovation Hub）的支持下，將項目更名為“多邊貨幣橋”，研究利用CBDC進行多邊跨境支付的可行性（圖-1）。

根據2022年10月國際清算銀行創新中心發表的最新報告[2]，“多邊貨幣橋”已完成對CBDC的發行/贖回、單幣種跨境轉賬及雙幣種跨境轉賬三種模式的真實交易測試。

圖1：多邊貨幣橋項目發展歷程[3]

資料來源：泰國央行、中國香港金管局、海通國際

“多邊貨幣橋”是基于分布式賬本技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DLT）建立的多邊跨境支付平臺，所有參與者使用一個同步、實時更新的賬本。

該平臺采用單一系統架構（single system model），參與國家/地區的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可直接接入該平臺。中央銀行負責管理本地合資格商業銀行的加入及退出、發行及贖回本幣CBDC、監管本地商業銀行及涉及本幣CBDC的交易活動、核準并記錄平臺上的交易以及維護共同賬本；商業銀行之間可使用CBDC直接進行點對點支付。企業不直接加入平臺，而是通過委托平臺上的商業銀行完成跨境支付（圖-2）。

圖2：“多邊貨幣橋”平臺架構[4]

資料來源：BIS、海通國際

獲準加入“多邊貨幣橋”平臺的商業銀行可通過本地支付系統向本國央行支付本幣、以換取同等金額的本幣CBDC，央行則在平臺的共同賬本上將這些CBDC記錄在對應的商業銀行名下，實現CBDC的發行。反過來，商業銀行也可使用本幣CBDC向本國央行換取同等金額的本幣，央行相應地在“多邊貨幣橋”的共同賬本上注銷這些CBDC，實現CBDC的贖回。

若要在“多邊貨幣橋”平臺上完成一筆單幣種的跨境支付，商業銀行需首先向交易對手（另一商業銀行）提出交易請求，后者在核對交易細節及合規要求后接受交易請求，之后再由交易的發起方通過智能合約向平臺發布交易指令，最后由央行節點核準交易信息后記入共同賬本。

在這一過程中，交易雙方不需要分別記賬，跨境交易可實現同步交收。同樣，該技術還可應用于雙幣種的跨境轉賬（也就是跨境的外匯交易），在“多邊貨幣橋”平臺上實現外匯交易的同步交收（PvP）。

為提高平臺的延展性，“多邊貨幣橋”使用了模組化搭建，將不同的功能分離和模塊化，以方便適應不同司法轄區的監管要求及技術標準，還可兼容網頁接入和API端口接入。因此，參與國家/地區既可將本地傳統支付系統或CBDC系統與該平臺整合以達到最高效率，也可在不改變本地傳統支付系統的情況下直接接入。這意味著參與國無需在國內建立本國的CBDC系統也能加入“多邊貨幣橋”，大大降低了準入門檻。

提升跨境支付效率

在傳統的跨境支付模式中，銀行之間進行跨境資金轉移，主要通過代理行模式進行[5]。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支付清算系統存在監管規則、會計體系、IT系統、貨幣、語言等多方面差異，一家銀行與境外銀行建立賬戶行關系往往面臨繁重的法律成本、財務成本以及信用風險，不可能與境外所有銀行都建立賬戶行關系。因此，付款行往往需要通過與最終收款行存在賬戶行關系的代理行完成資金轉移。很多情況下，該過程中涉及的代理行可能不止一家，資金要經過多次轉移才能到達最終收款方。

對于非歐美地區的銀行來說，在與收款行沒有賬戶行關系的情況下，付款行往往需要通過居于美元或歐元清算體系中心的、在全球具有廣泛賬戶行網絡的歐美銀行作為代理行完成資金劃撥與清算，這意味著資金要輾轉到第三國才能到達最終收款行。由于存在時差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差異，這樣的支付流程導致交易時間跨度長、結算風險高、監管程序多、透明度低，令跨境支付的效率大打折扣。

相比傳統跨境支付模式，“多邊貨幣橋”具有“點對點”支付的功能。得益于分布式賬本技術的使用，平臺上的銀行可在無需互相開戶、也無需共同在第三方機構開戶的情況下進行“點對點”直接支付，且可實現“支付即結算”，整個過程實時完成，大大提升了支付結算的效率。

同時，所有支付記錄由央行節點寫入共同賬本，網絡中節點銀行之間的交易是實時、透明和不可篡改的，降低了傳統支付體系容易出現的記賬錯誤和信用風險，也省去了每家銀行各自記賬、對賬等賬本維護的成本。

相比基于賬戶行和代理行關系的傳統跨境支付模式，“多邊貨幣橋”更具“網絡效應”。基于分布式賬本，所有已加入“多邊貨幣橋”的機構之間能夠直接進行“點對點”支付；網絡成員越多，每個成員可進行“點對點”支付的交易對手就越多，加入這一網絡可以享受的支付便利就越大，該網絡對潛在成員的吸引力就越大，因此會吸引更多機構加入該網絡，形成正反饋。

當然，在一筆跨境支付中，如果付款行或收款行不在“多邊貨幣橋”平臺上，它仍需通過平臺上的節點銀行作為代理行進行跨境支付。但“網絡效應”的存在以及加入“多邊貨幣橋”的低門檻給銀行加入該平臺提供了強大激勵，從而會吸引更多銀行加入這一平臺，最終會大幅度減少對代理行的需求。

綜上所述，相對傳統跨境支付模式，“多邊貨幣橋”具有效率高、門檻低，以及透明度高的優勢。理論上，如果能夠克服網絡成長過程中存在的“雞生蛋、蛋生雞”的“臨界點”障礙、設法令網絡成員的初始數量達到一定規模的話，該平臺有可能借助“網絡效應”的正反饋機制，迅速發展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多邊跨境支付平臺。

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如前所述，在傳統的“委托行-代理行”跨境支付模式中，由于一些歐美大銀行在全球擁有廣泛的賬戶行網絡，以及美元和歐元清算系統在國際支付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令美元和歐元在全球跨境支付中享有特殊的優勢。

為提升支付效率，各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國際貿易、投資與金融活動中，即便交易雙方的本幣皆非美元或歐元，仍然會傾向于以美元或歐元計價與結算。

這令美元和歐元在國際結算中的份額遠遠超出美國及歐元區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實際上，大部分中資機構在對外貿易與投資活動中并未使用人民幣計價和結算，而是使用了美元或歐元。

在“多邊貨幣橋”中，節點銀行可直接使用交易雙方所在國家/地區的CBDC進行點對點支付，這就增加了交易雙方的本國貨幣在跨境支付中被使用的機會。由于中國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在“多邊貨幣橋”中，所有涉及中資機構業務的交易都有更大概率使用人民幣CBDC來支付，這也會增加交易雙方使用人民幣計價的可能性，對人民幣國際化產生促進作用。

由于“多邊貨幣橋”可容納多個國家/地區的銀行，并提供實時外匯兌換服務，平臺上的收款行和付款行也可選取平臺中的第三方CBDC作為其支付貨幣。

對那些經濟體量較小的發展中經濟體來說，其外匯市場的深度有限，雙邊匯率的波動性較高或買賣價差較大，在“貨幣橋”平臺上使用本幣CBDC或對方貨幣CBDC進行支付或兌換可能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或價差損失。由于人民幣幣值穩定、人民幣外匯市場更具深度，這些發展中經濟體的交易雙方有可能更愿意選擇人民幣CBDC作為支付貨幣。尤其是在美國、歐盟等發達經濟體尚未加入“多邊貨幣橋”的情況下，人民幣CBDC很可能是發展中經濟體的節點銀行首選的跨境支付貨幣。

這不但會增加人民幣在國際結算中的份額，也可能帶動更多國際貿易與投資活動以人民幣計價，推動更多國家/地區的中央銀行將人民幣納入其外匯儲備，加大各國央行與中國央行建立貨幣互換協議的需求，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

不過，在現階段的實驗中，考慮到對貨幣主權和本地支付體系的保護，“多邊貨幣橋”暫不允許交易雙方使用第三方貨幣。這個限制讓人民幣CBDC只能在交易一方的參與者為中資機構時被使用，無法被其他經濟體的銀行在不涉及中資機構的業務中作為支付貨幣使用，因此也就無法獲得此類跨境支付的額外份額。

如果將來該限制被取消，人民幣CBDC有可能在更多交易中被作為第三方貨幣使用，從而加速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當然，如果未來美國及歐盟也加入“多邊貨幣橋”，其他經濟體的銀行在不涉及中資機構的業務中，也可能選用美元或歐元（而不是人民幣）CBDC作為支付貨幣，從而降低人民幣CBDC獲得此類跨境支付活動的額外份額的機會。

“多邊貨幣橋”面臨的挑戰

雖然“多邊貨幣橋”具有良好的發展潛力，但從實踐推廣來看，它尚需克服一系列挑戰，才能在跨境支付領域站穩腳跟，進而對人民幣國際化產生實質性的推動。

首先，“多邊貨幣橋”尚處于早期實驗階段，未來還將對外匯價格發現機制、流動性管理工具等更多功能展開測試，全面推廣尚需時日。參與項目的各個中央銀行還需研究，如何在遵守本國監管框架的情況下將該平臺與現有的貨幣與金融體系無縫對接，以確保本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此類研究和測試也可能曠日持久。

其次，即便“多邊貨幣橋”得以盡快推廣，由于該平臺的參與國家/地區數量有限，短期內它對跨境支付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動作用不會很明顯。目前，“多邊貨幣橋”僅有四個經濟體參與，中國內地與其他三個經濟體的貿易總額僅占中國外貿總額的12%。雖然該項目有潛力吸引更多國家/地區加入，但這很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第三，目前全球有多個批發型CBDC項目正在研發測試中，其技術路徑與側重點各有不同，各個項目之間也存在競爭。“多邊貨幣橋”能否向全球推廣，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于其他項目的研發進展，以及參與主體的數量與質量。考慮到美國和歐盟在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他們選擇加入哪些跨境CBDC支付網絡將對這些項目的“網絡效應”及未來發展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最后，由私人部門主導的加密貨幣（尤其是穩定幣），也是央行主導的CBDC項目的潛在競爭對手。從技術上講，加密穩定幣（包括基于法幣儲備的穩定幣如USDC與USDT、以及基于加密資產的穩定幣如DAI等）可在不同程度上實現批發型CBDC期望達到的跨境支付功能。鑒于它們本身已成為全球性網絡，具有先發優勢，如果能夠滿足安全性及合規性要求，這些私人部門主導的加密貨幣或穩定幣完全有可能借助“網絡效應”，成為包括“多邊貨幣橋”在內的眾多批發型CBDC的強大競爭對手。

（孫明春為海通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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