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觀察：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慢變量 人口問題判斷要打足提前量

8月1日，國家衛健委黨組在《譜寫新時代人口工作新篇章》中指出總人口增速明顯放緩，“十四五”期間將進入負增長階段，人口負增長下“少子老齡化”將成為常態。衛健委這一表述釋放了什么信號，如何看待未來中國人口增長趨勢？近年來多地出臺的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果如何？“人口負增長”“少子老齡化”將造成何種社會經濟影響，如何應對？圍繞這些問題，財聯社記者采訪了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

原新指出，現在我們處在人口零增長時期，“十四五”期間人口負增長態勢不會改變。我們進入了“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加劇”交匯的時期。目前生育基數縮減、生育意愿疲軟、生育行為低迷是普遍現象。同時預計在今年或明年進入中度老齡社會，到2035年左右進入重度老年社會，在本世紀50年代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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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原新還認為，雖然從2023年起，印度會超過中國變成第一人口大國，但是第二人口大國的帽子在這個世紀內會一直在我們的頭上，中國的人口機會還在。但對人口問題的判斷要有預見性、超前性，要打足提前量。當人口現象演變成人口問題的時候，再開始治理，往往就錯過了最佳時機。

“現在我們處在人口零增長時期，十四五期間人口負增長態勢不會改變”

財聯社：8月1日，國家衛健委黨組在《譜寫新時代人口工作新篇章》中指出總人口增速明顯放緩，“十四五”期間將進入負增長階段，人口負增長下“少子老齡化”將成為常態。這釋放了什么信號？中國人口負增長的拐點會在何時到來？

原新：負增長準確一點說應該是個動態的人口轉變過程。對于中國來說，因為國際移民數量很少，可以把全國視為封閉人口，所以當年度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就可以認為是負增長。負增長大致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突發性事件的減少，比方說三年困難時期的1960年；另外就是按照人口規律演進，長期低生育率導致的常態化的負增長。“十四五”期間進入負增長階段，指的就是有可能實現持續性的常態化的負增長。

按照國際上已經實現了人口負增長的國家的經驗來看，在負增長前大概有一個零增長的波動期，人口變動在出生死亡抵消的零值附近有一些波動。波動期過后，就會進入穩定的常態化的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了，人口總量持續減少。現在我們正處在零人口增長期，“十四五”期間實現穩態的人口負增長，基本不會改變。

我國在1991年就實現了更替水平生育率，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09個孩子。從1992年到現在，生育率水平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波動下降，再沒回到過2以上。從人口學解釋，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就稱之為低生育水平，也意味著人口的內在增長率已經開始從正轉負，且維持了30年之久，人口變動孕育著負增長的能量。形象的比喻，1991年我們就已經把人口列車的剎車給踩下去了，但是由于增長的慣性作用，從1992年到現在，人口總量一直保持慣性增長狀態，當然，慣性總是要結束的，“十四五”期間這個人口慣性作用即將消耗殆盡，人口不但將停止增長，還將開始負增長。所以說，人口負增長是長期維持低生育率水平的人口發展規律的結果，是難以改變的事實。

“在今年或明年我國 60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占比超20%，進入中度老齡社會”

財聯社：2021年國家衛健委調查顯示，我國育齡婦女生育意愿繼續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為1.64個，低于2017年的1.76個和2019年的1.73個，而作為生育主體的90后、00后僅為1.54個和1.48個。對于未來育齡婦女生育意愿的趨勢，你怎么看？

原新：2006年，國家人口發展戰略提出，在未來的30年中，我國的適度生育率水平是1.8左右。2016年《國家人口發展規劃(2016—2030年)》也指出，我們的目標生育率是1.8左右。“十四五”規劃里面指出，要促進實現適度生育水平，達到1.8左右。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從1.3增加到到1.8，我們必須意識到，這是一個很艱難的過程，因為目前生育基數縮減、生育意愿疲軟、生育行為低迷是普遍現象。

首先，生育基數縮減，育齡婦女人數持續減少，現在育齡婦女人數大概有3.2億人，到2050年左右，大概只剩2.2億人左右。再有，整體的生育意愿疲軟，90后、00后的生育意愿已經掉到了1.4~1.5，比70后、80后的1.7~1.8更低。另外，生育行為低迷，實際的生育行為比生育意愿更低，而且出生隊列越接近現在，生育意愿越低，實際的生育率水平也越低，2020年生育率為1.3,2021年更是低于1.2，進入了全球最低生育率國家和地區的行列。

財聯社：七普顯示，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02萬人，占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064萬人，占13.50%)，說明人口老齡化的程度進一步加深。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處于哪種程度？十四五期間，老齡化趨勢是怎樣的？

原新：我們進入了“人口負增長”和“老齡化加劇”交匯的時期。人口老齡化是人口發展的歷史規律。死亡率下降導致長壽化、生育率下降導致少子化都導致了老年人數量的增加，同時也在造成人口負增長。

回看歷史，從新中國成立至今有37年的出生人數超過2000萬人。這可以分成三個階段，也可以叫三個嬰兒潮。第一階段是1950年到1958年，這個期間出生了2.06億人，然后三年困難時期隔斷了出生高峰；第二階段是1962年到1975年，一共出生3.64億人；第三階段是1981年到1997年，出生了3.75億人。三個嬰兒潮在60年后必然會產生三個老年潮。現在，第一個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口已經全部變成了老年，第二個嬰兒潮期間出生的人目前正在步入老年。

我的判斷是，在今年或明年我國 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數量占比大概超過20%進入中度老齡社會，到2035年左右超過30%進入重度老年社會。本世紀50年代當老年人口數量達到峰值的時候，大概能占比40%左右，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是慢變量，不可能很快產生效果”

財聯社：近年來，多地出臺鼓勵生育政策。你如何評價目前出臺的鼓勵生育政策，目前看這些政策效果如何？這些生育支持政策還有哪些可以改善的空間？

原新：目前各地出臺的政策大概有這幾類：經濟激勵，包括生育津貼、住房優惠，以及對于多孩家庭的稅費減免等，還有多次層、多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的建設；時間支持，比如在98天產假的基礎上做延長，給男性設置陪護假，設置嬰兒照護假，孕產婦可以在地點和時間方面實行彈性工作等；優質服務，比如提供生殖健康方面的優質服務，普及生殖健康知識和技術，建立婚前、婚后、孕前、孕中、生產和產后一整套的生育服務規范，同時加強建設普惠制的嬰幼兒的托育體系等，還包括居家社區機構相協調、醫養康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體系的建設；技術支持，包括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應用，治療不孕不育癥，對大齡孕產婦進行心理輔導，減少非醫學需要的人工流產等；生育關愛，包括生育友好的政策環境、社會環境、家庭環境建設，照護、尊重、關愛生育者等；生育安全，加強住院分娩，尤其是為大齡孕產婦提供服務，保障大齡孕產婦母嬰的健康，還有阻斷艾滋病等傳染病的母嬰傳播等。

總體來說，積極生育政策的促進方案包括經濟、社會、技術、服務、環境等一攬子綜合措施，覆蓋生命全周期的各個階段，目的很簡單，就是設法減輕家庭生育的負擔和壓力，讓生育者敢生、愿意生、安全地生；生出來的孩子能夠在托育方面“幼有所托，幼有所育，健康成長”；老年人可以頤養天年，減少家庭養老的后顧之憂。不過，我們也要知道，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相對于生育率水平的提升是一個慢性變量，所有這些政策對于生育的刺激，不可能很快產生效果，只要扎扎實實地做下去，長期觀察一定會有效。

過去40多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這個內生性變量導致生育率變化，而計劃生育政策是外生性變量，兩個變量相向而行。但是今天及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繼續指向低生育率，但是生育政策這個外生性的變量卻指向適當提高生育率，兩股力量變成了相背而行。因此，生育政策能夠產生刺激生育率升高的作用，當然不會比之前推動生育率下降時的效果更大，這也是人口發展規律。

“第二人口大國的帽子在本世紀內會一直在我們頭上，人口機會還在”

財聯社：“人口負增長”“少子老齡化”將造成何種社會經濟影響？人口負增長趨勢無法逆轉，中國經濟如何應對？

原新：從人口老齡化來說，有機遇也有挑戰，總體來說挑戰可能大于機遇。從人口負增長來說，早期階段的總人口和勞動力人口不會呈現所謂的斷崖式、雪崩式減少的現象。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如果能保持生1.5左右的生育率水平，到2050年，我國總人口還會在13億以上，到這個世紀末還有7-8億人。雖然從2023年起，印度會超過中國變成第一人口大國，但是第二人口大國的帽子在這個世紀內會一直在我們的頭上，我們還是個人口大國。

在人口負增長早期的三五十年內，我們人口總量減少、勞動力減少的數量級沒有那么大，所以人口機會還在。到2050年，15歲到59歲勞動力的數量會從現在的9億左右減少到6~7億左右，這個數量比全世界發達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的總和還要多一些。另外，我們人口的素質有很大提升，基本上超越了中高收入國家的健康指標的平均值。健康是承載教育技術技能的基礎，平均預期壽命已達77.9歲。從教育的角度來說，1982年，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累計不到700萬，占總人口的0.6%。202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累計2.2億，占總人口的15.5%。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4.4%，穩定的進入了普通高等教育不計劃階段。今年高等教育畢業生是1076萬，相當于當年出生的人口數量，如果招生還維持這個規模，18年以后人人都能上大學了，所以從這些數字背后既可以看到教育的巨大發展，也可以看到對于整個教育布局的挑戰。

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經濟高速增長主要靠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和高勞動參與率，收獲了人口紅利。未來30年我們要轉型也必須轉型，經濟發展從過去的高增長型變成高質量發展，產業結構將來一定是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服務密集型、金融密集型，要依靠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收獲新時代的人口紅利，發揮人力資本的創造能力，而越來越健康的身體和越來越好的教育恰恰為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本大國轉型提供堅實基礎，所以這是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機會。

在未來30年，伴隨平均預期壽命的進一步延長，伴隨人口老齡化快速增長，老齡化過程具有典型的低齡老齡化特點，60-69歲低齡老人占老年人口比重相對較高，60歲人口的平均余壽不斷延長，這些恰恰這就是延遲退休的基礎。一方面，低齡老人規模大，余壽長，健康狀況越來越好。另外，低齡老人接受的教育也越來越好。適當延遲退休就成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和長壽紅利的必然選擇。所以在這方面也存在著很好的機會。

但是，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看到，人口現象演變成人口問題，往往有個比較長的時間滯后，當人口現象演變成人口問題的時候，再開始治理，往往就錯過了最佳時機。同時也要認識到，人口現象不等于人口問題，人口現象是人口發展的規律性結果，如果與經濟社會發展匹配，就不是問題，如果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匹配，就一定是問題，所以，一方面，必須確定盡管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交匯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但是，應對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的本質問題是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是基本觀點。另一方面，我們對人口問題的判斷要有預見性、超前性，要打足提前量，高瞻遠矚。換句話說，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未來短期之內機會還比較多。如果從未來的中長期的視角去觀察，這種機會的空間一定會進一步的縮小，挑戰會進一步加劇。那么，我們應對低生育率水平、應對人口負增長、應對人口老齡化，就應該從現在開始布局，時不我待。

（文章來源：財聯社）

標簽： 生育政策